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1.01.003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21)01-0033-11 投稿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dx_sk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国家建构研究兴起于二战后现代化理论浪潮，在“回归国家”中达到高峰，成为战后西方学术界有着显著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对于解释西方现代国家形成、演进及其特点和规律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汲取西方国家建构理论来关照中国的国家转型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作为早发的文明体国家，中华帝国在诸多层次上有着现代国家基本形态，诸如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超大型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具有现代行政元素的官僚制、郡县制、科举选官制度、税收汲取体系。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这种早熟的国家形态只是存在于state层面诸多要素，帝制国家对于乡土社会和边陲地区的权力整合和控制并未有效形成。现代国家建构即是实现现代政治转型中的权力支配、权威合法性认同的生成过程，以此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唯一形式的政治共同体。[1]4 对于传统农业帝国——中华帝国而言，其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在于小农社会历史惯性所形成上下分层、权力分散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2]16近代以来国家化运动或者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即是对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的整合与重塑，其特点在于社会与政治革命互构、社会整合促进国家建构，其路径在于无产阶级现代政党通过乡土社会的组织与动员以有效整合农民[3]，生成结构化权力形态、垂直型汲取体系[4]22和扁平化群体组织，从而维持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权力和动员力量，而进行整体性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建立起政党国家。政党国家建构彻底改变帝制国家—乡土社会二元结构，使得总体性国家得以确立。[5]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构，依旧遵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整合模式，使得国家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和渗透到基层社会，重组社会组织资源和权力体系，确立现代国家的资源汲取模式，同时通过党群集合组织方式改造乡土社会。[6]在推进社会国家化走向全能主义国家之后，现代国家建构发生重大转向，其特征转而趋向国家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产生整体性重构，并实现调试性国家建构的道路。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是控制着一定的人口，占领着一定领土的组织，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7]25此种定义无疑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使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形态的现代国家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形式。前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形式的国家形态，例如帝国、城市共和国以及君主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等。国家转型或现代国家建构，即是实现从前现代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形式，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在一定的疆域范围内成为唯一的政治共同体。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即是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渗透，即“国家是权力的集装器”。[1]14国家建构的目标在于实现权力整合和强化国家能力，为国家目标的进一步实现奠定基础。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其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8]所以诸多认同国家建构的学者皆强调现代国家产生的诸种标志，如：中央集权的政权形式、稳定的税收汲取体系、合法垄断暴力的军事力量以及现代科层制的官僚体系等。在这种政治形态下，现代国家作为特殊组织群体对于社会权力进行整合，使得国家超脱于社会而存在，这是现代国家自主性产生的前提。另外，独立—建国和现代国家建构在时间上并非一致，即国家成立标志是瞬时性的，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独立和建国是现代主权国家诞生的标志，而现代国家建构则是一系列的国家化进程。 对于现代国家建构而言，其历史背景和逻辑起点大多在于传统帝制国家、殖民地与部族、君主—领主制国家等。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国家权力并未对一定疆域内和社会范围内的有效整合和渗透控制，体现在何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之中，即是诸如城市共和政权、大型帝国的二元权力结构、封建制领主等等。工业革命肇始意味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在前现代，农业文明的核心体现的农民和土地关系，以及在土地和财富占有体现出来的社会阶层关系，是影响国家转型的重要社会背景。农民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走向现代国家不同路径的影响因素。此命题可以拓展为：农业社会以何种方式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传统和底色如何影响到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和特点。虽然前现代社会难以简单用农业社会作为概括，但毫无疑问，前现代社会的各种形态，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农业文明特点，其要素诸如：土地作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人口依附于土地而生存、社会分化和政治身份的差异，以及大量依附于土地占有者的农奴或佃农等等。这些要素构成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利益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前现代社会各种政治共同体形态如帝国、部族、城邦、庄园等有着部分的相似性。 基于历史社会转型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现代国家理论，不同于“思想史中的”的国家理论，其更多是处于实然层面的历史—结构—机制分析，具有社会科学解释的传统，其理论的适用性需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理论在回归国家兴起之后逐渐丰富和完善，出现例如迈克尔曼、斯考切波、埃特曼、米格代尔，以及吉登斯、安德森等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关注前现代社会国家形态，也关注转型期的国家建构，以及现代国家建立之后国家化过程。总体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浪潮主要经历三个时段，一是17、18世纪以英法美为首的先发现代性国家，即第一波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化转型国家。二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兴起的民族国家，诸如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政治共同体建构的特色更加明显。三是二战后新兴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其原先大多为宗主国控制的殖民地。[9] 诸多研究国家建构的学者认同国家形态变化的三段论，即从前现代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三阶段的过渡。米格代尔称回归国家学派指出的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第一波现代国家建构经验的关照和解读，忽略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经验和事实。米格代尔本人则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旧社会结构对新兴国家的建设形成阻碍、导致国家目标失败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在反思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之时，尤其是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国家建构，需要关注的是：现代国家如何出现，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权力，如何形成对传统社会的权力渗透和控制，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和历史底色如何影响着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抑或前现代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