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的出现是20世纪最显著的政治图景之一。对于生态政治，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现实的政治运动，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兴起、继而在全球范围发生重要影响的“全球绿色政治浪潮”；二是指知识领域，即生态政治学或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一开始就表现出学科综合性和开放性，不断将广泛的主题纳入研究视野，因此也充满着各种流派及争论，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态政治学仍在为理论框架的定型而努力。本文拟结合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对生态政治学的发展、范式及学科性质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绿化”与生态政治学的产生 20世纪中叶，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等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严重，并显现出全球效应。长期以来，自然被认为是人类的活动对象而独立存在的领域，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虽互有影响，但决不会交织在一起。但当自然资源利用与人口膨胀发生冲突且无法调和形成危机的时候，就打开了两类问题互渗的窗口。生态危机的本意在于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危机之中。生态危机论将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放大”成了社会问题，任何细微的生态环境变化都可能在人类社会产生“蝴蝶效应”，成为生态危机论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解释危机根源、反思人类行为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运动开始在各个知识领域兴起。在规模及影响上，这场思想运动完全可以和启蒙运动相媲美。自18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五大领域，其中，历史学和人类学则是着重研究个别性或差异性的传统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是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注：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6页。）20世纪50、60年代后，在哲学及社会科学的五大领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绿化”，“绿化”无一例外地以谋求确立新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特征。 1.哲学的“荒野转向”。哲学家们将生态危机的产生归结为人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将伦理关怀指向非人类的世界。从动物解放／权利论，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将“价值”、“权利”等概念逐步扩展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以至一切自然存在物。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思想家利奥波德(A.Leopold)写于1947年的著作《沙乡年鉴》受到环境运动者的空前重视，该书被认为是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在书中，利奥波德系统阐述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一种“大地伦理”，即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都有其“权利”，人类只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一员。1972年，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将以往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或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生态思想批评为“浅生态学”，并提出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特征、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深生态学”。“深生态学”进一步将生态伦理的哲学思考与改变世界的现实策略结合起来，成为生态政治的最重要思想基础。 2.人类学和历史学出现了“生态视角”。人类学源自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人类学中，环境被用于解释文化的起源和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取代了环境决定论与环境可能论。生态视角的出现也改写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绿色”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不是孤立的人的历史，“所有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依赖于种种复杂的、相互联系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资源维持生存的方法，人类历史是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的历史，“人类历史的根基处在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中”。（注：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7页。）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尝试从生态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古代文明“核心地域”的出现，罗马帝国的衰落，玛雅社会的消失，欧洲的扩张，第三世界的产生，无不与生态环境因素有关。 3.经济学寻求“发展”而非“增长”。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增长与福利的提高就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自然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注：罗杰·珀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基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这种认识，近三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特别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富裕是通过对自然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告诫说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模式与趋势继续不变，全球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终可能引起整个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衰退或崩溃。《增长的极限》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与生态均衡发展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与发展就成了两个语义有明显差异的概念。增长指的是除去物价上涨因素的货币收入的增加。而在发展的概念中，包含着生存、自尊和自由这样的基本要素。“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1972年联合国人口环境会议后，“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新的经济目标。1992年后《21世纪议程》相继在各国得到认可，一个梦想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入了国际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