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政治文化研究热潮，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政治 学家们禀承了行为主义的主张，沿着从微观政治行为到宏观政治体系的研究途径，借用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同时汲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 采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从政治行为中的人入手，以个体政治的态度为对象去分析政治 文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从而以一种人本的理念开创了政治文化研究路径。作为一场学 术运动，政治文化研究自阿尔蒙德等人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起升温，在60、70年代 蓬勃发展，70年代中后期，因研究的合法性、可靠性受到质疑而一度沉寂。80年代，受 后行为主义的影响，政治文化研究更加关注价值问题，以服务于民众为己任，探索政治 态度在政府机构中的功能以及制度转型中的作用，试图解决现实政府、政策中的问题， 因而走向了再度复兴。 在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同时，行政学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革，这就是“新公共行政运 动”的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以反传统的精神，将矛头直指向主流行政学的核心： 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批判传统行政学所倡导的效率经济观和官僚制的非人格化 取向，从行政中的人本身出发，主张政治与行政的关联性，重视价值观、道德、伦理等 文化因素和公共哲学的研究，关注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学应以公平民主为目标和理 论基础，倡导民主行政，要求行政学关注社会问题，政府的政策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树 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政治文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几乎是发生在一个时间断面上的 ，它们之间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吗?不是，它们之间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有着基本一 致的理论原则和学术研究方向。 一、从传统政治学、行政学走向政治文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 当我们乘上新世纪的航船回眸凝望，就会发现，20世纪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人文 精神、人本主义失落又复归的时代。文化的核心主题就在于追寻人本的价值理念。人是 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服务于 人和为了人类的幸福生活。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和新公共行政运动 以服务于社会为己任，在反思和批判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弊端的基础上呼唤人本主义的 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开创了文化的、伦理的这一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视角，使理论 研究能够给予现代社会以人文关怀。 在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政治所关注的是运用公共权力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建立稳 定的社会秩序以维持人们的共同生活，其核心问题在于协调个人与社会，特别是个人与 国家的关系。在新公共行政运动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关注的是如何追寻公众定义的社 会价值观而应对社会变革的问题，也就是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服务问题。它们共同的 落脚点都在于服务于人，服务于民生。政治文化研究和新公共行政运动找到了政治、行 政领域这一共同的主题，使两个已经分立的领域因对人的关注和对服务理念的倡导而再 度显示出一致性与关联性，共同致力于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引导政府观念的变革和人 本价值理念的复归。也就是说，它们分别从政治和行政过程中的人入手，重视“公共精 神”的塑造和文化、道德环境的培育，从而逻辑地走向倡导人本主义精神和通过树立服 务型政府的理念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之路。 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同时，主流政治学 研究也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转变，开始关注价值、信仰、道德等一系列价 值观念的问题。学术研究方向的变化与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反映了现实的要求，政治文 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历史的行程中巧遇，无非是这个时代主题的不同阐释方式。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兴起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所要解决的问 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面对的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危机，它们所致力于追求的是提供新的方案去解决传统政治学和行政学无法解决的现实 问题。也就是说，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出现了全面的社会 危机，特别是“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等所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 使公众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产生了怀疑，开始孕育了要求政府 改革的要求。然而，传统的政治学和行政学却无法担当起为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提出理 论支持的任务。 传统政治学起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范型。在一开始，政治学是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而存在的，法学理念是政治学研究的前提，它相信国家和法律是高于一切的力量，现 有的一切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都是以权力为根据，由国家和法律确立并批准的。因此 ，传统政治学注重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等一般理论问题的探讨，基本上都是把制度与人相 割裂开来加以认识的。19世纪，政治学逐渐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在研究思路 和关注的主题上并没有新的建树，主要还是对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加以静态的研究。总 的说来，传统政治学是在“法的精神”的指引下去对民主制度进行应然建构的，它将研 究的重点集中在政治系统的权利与功能、制度和机构等方面。应当承认，这一时期的政 治学研究对国家、政治体制、组织结构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对政治 生活中的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即使在涉及到人的时候，也是以制度化的结构为基 础而对人的行为进行界定，实际上它所看到的是“经济人”和精英。 如果说近代政治学脱胎于法学的话，那么行政学这门学科则是在政治学的母体中孕育 并诞生的。但是，行政学一经产生，就开始不断地向管理主义“求亲”，事实上，行政 学很快就实现了管理主义化。行政学的理论前提是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主体内容则 是官僚制。根据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政治是政策的制定，行政是政策的执行，在组 织结构上则是通过官僚制来贯彻的，为了保证这种执行不在行政人员那里出现偏差，它 又要求行政人员坚守价值中立和严格服从的原则。这样一来，行政学就只能走上科学化 、技术化的路线。所以，我们总是看到，行政学所追求的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的、协调 的行政管理系统，关注的是公共机构的行为方式，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政府本身，官僚 体制的设计与完善，其目的是要“如何在可供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和“如何少花钱而保持特定的服务水平”。同时，政治学的法学理念在行政学中也保 留了下来，并实现了与管理主义的“嫁接”。这一时期的行政学，把政府对社会事务的 管理也看作为行政学的研究内容，比如，它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靠政府的管理实现的 ，它为政府无止境地制定规则和条例提供理论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所以，在传统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各种理论及其前提假设中都忽视了价值的问题， 当二战后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危机反映到人的精神层面上的时候，传统政治学和行政 学就提不出适用的对策性解决方案，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得不到合适的理论支持， 以至于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和公众的信仰危机。可见，“ 法的精神”必须以人文精神为依托，民主的精神必须从制度和人两方面来实现。传统理 论必须依靠价值研究才能走出困境。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政治文化研究和新公共 行政运动应运而生，并直面传统政治学、行政学的危机，重申民主的价值理念，重视人 的主体性，以文化研究和伦理关怀的新视角回应了现实改革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构想。那就是，通过道德化的选择去发挥政治人、行政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用民主政 府去代替官僚制的层级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