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现代化研究，它的演进脉络大致 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阶段。受20世纪50年代末 和60年代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二是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从“制度变 迁”中获得新生，从而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一、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这一重要理论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战后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 义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新奇和崇拜 ，美国一时成为西方世界的样板。同时，战后产生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 处于尖锐对峙状态，而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 题。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策略的研 究，其目的是论证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诱使这些国家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 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开现代化理论的先河，引起巨大反响 。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在美国最早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学者是政治学 家阿尔蒙德。1960年他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一书吸引了美国政治学 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趣。到60年代中期，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著作如 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时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中心。 实际上，从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来看，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由两个阶 段组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明确划分并准确概括了这两个阶段政治发 展理论的特点：“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 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 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1](P332) 应该说，塞缪尔·亨廷顿的概括是较为客观和准确的。 从研究途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是从“传统——现代”的直线发展 架构入手来展开的。虽然，在60年代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至少有三大流派(以戴维· 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系统—结构功能研究学派，以丹尼尔·冶纳和卡尔·多伊奇 为代表的社会过程研究学派，以西里尔·布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马林顿·摩 尔、塞缪尔·亨廷顿、白鲁徇、S·N·艾森斯塔德为代表比较历史研究学派)，政治发 展的学术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流派、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 ：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起源于先前的阶段，并孕育着 下一个阶段，新的阶段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发达的政治状态。现实世界可浓缩为“传统” 和“现代”两个阶段。从这一架构出发，政治发展研究者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 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不发达。差异程度越大，传统性越强 ，政治发展阶段越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发展的前列，已经进入了“现代”阶 段，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传统”阶段。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过渡，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如白鲁徇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中从十个 方面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含义，其中之一就直接把政治发展的含义界定为政治现代化。正 如塞缪尔·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戈斯所说：“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工作都把政治发展看 作与政治现代化等同……几乎全部工作都集中在研究从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到现状 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整个变革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上。[2](F263) 从价值取向来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摹本的。塞缪尔· 亨廷顿对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做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到 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 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 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物，简 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 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P333)，例如：奥坎斯基以 欧美工业化历程的政治演进经验为背景，套用罗斯托经济发展的五阶段论，提出政治发 展四阶段论：初级联合的政治；工业化的政治；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富裕的政治。阿 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 主化)。他认为“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3](P362)总的来看，这个 时期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认为，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便是落后国家今后发展的 道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 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它们借重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 试图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等政治目标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 “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学者精心构建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了实践的严重挑战，繁荣的政 治发展研究和萧条的政治发展实践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 模式给许多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大多数并不是进步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 济停滞、贫富悬殊。而且，那些一度被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 容或干脆应该被替代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顺应现代化的 潮流，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弹性和适应能力。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和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 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70年代以来，塞缪尔·亨廷顿率先摆脱了多数人对西方民主 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上，这个阶段的 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特色暨不同于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是：他公开地把维护政治 稳定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的最高价值。亨廷顿从二战后实际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舞台 上的现状出发，认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发展中国 家的政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和保持政治稳定。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 本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 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序”；[4](P1)其二，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想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 化，反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败；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 快的国家，政治上的动荡越严重。所以，亨廷顿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 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 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 ，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4](P7)所以，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