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超女”风暴席卷全国，掀起一股“短信投票”的“民主”热潮；2006年，“超女”的声势略有减弱，但依然备受关注。“超女”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远远超出“娱乐节目”的范畴，有评论者热赞“超女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一次成功演习。在美国《时代》杂志以超女形象作为封面刊出后，“超女民主论”者们更加热切地相信这次“民主”实践会开创中国民主进程的新时代。 有学者对这种欢呼提出疑义后，立刻就引来了众多批判，其激烈者声称：“谁和超女过不去，谁就是和人民过不去。”其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充满着“革命”气息。他们认为“除了民主，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们。”①其向往民主、崇拜民主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民粹主义的民主被视为建构政治理想国的“不二法门”。然而，激情往往会遮蔽自由主义民主的神髓，使人们沉醉于对“民本主义”的原教旨式崇拜。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民主观，不难发现“超女式”民主其实正是民粹主义民主或民本主义民主的“现代版”。 “民主”观念的输入与国人的回应 中国人对中西政制差别的认识始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期间。从那时起，民主观念开始逐步传入中国。早期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是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盛赞美国民主制度既“公”且“周”②，瑞士则是“西土之桃花源”③。然而，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严重，丝毫谈不上“公”与“周”。美国的开国功勋麦迪逊并不喜民主，他认为“民主制度一直就是骚乱与争斗之大观”。④再看瑞士，那时整个西欧都正处于工人革命运动的动荡狂潮之中，称瑞士为“桃花源”并不符史实。 造成这种错误判断的原因有二。其一，天朝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势衰微，这强烈刺激了国人“求富图强”的愿望，使他们渴望寻求一剂“灵丹”迅速医治百弊丛生的政治旧制，重振天朝国威。这种心理极易使人们偏离审慎而走向浪漫，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追求“跨越式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言：“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总在志士的经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先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⑤其二，“天朝上国”连败于“夷狄蛮邦”，严重挫伤了士大夫的民族文化自尊，对“西学”的态度经由鄙视到钦羡，进而发展至崇拜。与此同时，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则依然停留于制度表层，未能清晰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实现还要依托于相应的政治文化，他们更未完全了解西方民主观念的发展变迁过程⑥。认识上的偏差进一步助长着观念上的“冒进”。 甲午一役的惨败继续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戊戌之后，随着《天演论》、《社会契约论》等书的刊行，国人对西方民主观念的理解开始突破早期“通上下之情”的目标，“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民主理论的核心观念被广泛接受。谭嗣同在《仁学》中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⑦，其关注的“政治本体”已逐渐由政体、议会等转移到民众，直接民主呼之欲出，尤其是初涉西学的青年知识分子。 国人学习西方民主的最初实践是移植议会制度，即引进“巴厘门”作为反映民意之“公器”。维新派所宣扬的“议会救国论”、“议会万能论”曾弥漫于晚清朝野。彼时，随着《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新闻纸”的印行，人们由“读书时代”进入到“读报时代”，新思潮、新观念的传播日渐迅捷。宣扬“民主万能”的言论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因其迎合了广大“士人”救国救民的急切心理而被广泛接受，更引起上下群情激荡，加剧了这种思潮的“冒进”倾向。到了20世纪初年，“议会救国论”达到顶点，甚至也曾出现过类似于英国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呼声⑧。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速开国会”的政治诉求在预备立宪时期屡遭失败，使得“议会万能论”的信奉者出现了信仰危机，这为那些反对代议制民主的激进主义腾出了思想的空间——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尚在试验、国人对议会机制的理解尚未成熟的时候，一些人热切地回应西方批判代议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刘师培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代议制度不过是“富民专制”、“富民政治”，议员以行贿而得、被选后纳贿招财，议会政治与卖官鬻爵并无异处。因此，中国的政治出路不在立宪政治，而在无政府无强权的美好社会。 从“议会救国”到“取消议会” 清末和民初议会政治实践的失败及北洋时期的贿选国会，加之西方反代议制思潮的传入，共同酿造了一个新的焦点话题，即“改造代议制”。但这种“改造”却不是要廓清民主之真面目，亦非反思民主之弊，而是要追赶世界潮流——欧洲普选权运动蓬勃发展、直接民权主张日盛，工人运动中的激进者主张舍弃议会制而采取直接行动。殊不知，欧美国家的民主运作已有逾数百年的经验，其权力制约、协商妥协的传统早已深入政治机体，而中国本无民主传统积淀，对民主的种种弊病也缺乏切身的体认。这种“赶潮流”只会加速民主观念的异化——民本化与民粹化，其“直接民权”的主张启动了中国的民主“超女化”进程。 反代议制的主张在议会政治试验之初就已出现。早在1908年，章太炎就在《代议然否论》中表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⑨。他提出的改革办法就是要“取消议会，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以多数决定”⑩。进入民国，因议会政治的黑幕频频曝光，加之当时欧洲社会反思议会政治的思潮盛行，国人对代议制越发厌弃。到了“五四”前后，“议会破产论”已成为主流观点。期间，仅《东方杂志》在1920-1924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议会政治之失望》、《代议政治改善论》、《议院制与社会主义》、《新近宪法的趋势——代议制之改造》、《代议制之改造与消极投票》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