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04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国家与社会的诸多领域中获得长足发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理论成果还被运用在了我国“体制改革”与“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之中。系统回顾并总结上年度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政治学学科的演进线索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对现实政治生活状况的探究，更不能丧失对现实政治事务变动与发展的关注。政治学曾被一些学者从整体上划分为“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侧重于从“实然领域”探寻政治现象的实质，它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问题；“政治哲学”则注重从“应然领域”探寻政治生活的本质，它要在理论层面确定何种政治生活是值得人类追逐与建构的。尽管存在学科内部的分野，无论是政治科学还是政治哲学，都需要将探索的目光投射在社会波澜壮阔的公共事务领域之上。 政治哲学：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徘徊 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起步较晚，即使是在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恢复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的政治学学者大多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探究政治哲学问题，其结果就造成了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的极度匮乏。学术界对政治思想的“历时态”梳理多于“同时态”探究。 在上个世纪末，随着国内政治学界对英美主流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关注与探讨，政治哲学在国内的学科边界逐渐清晰，但国内学者仍停留在对西方政治思潮评介与分析的水平上。在世纪之交，英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一大批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著在国内学界被翻译评介过来，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阿克顿的《自由史论》、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贡斯当的《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等，可以视为其中的代表作。 英美学界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并捍卫“个体自由”的价值，同时限制甚至贬低政府所掌控的公共权力的功能。这样一种政治思潮顺应了我国在世纪交替之际经济体制变革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之初，就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与“有限的政府权能”表现出了“制度”与“理念”上的双重诉求，因此，国内的政治学学者就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大力倡导“个人自由”（消极自由）相对于“政治自由”（积极自由）的价值优先性。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逐步确立与有效运转，政治学学者开始深入反思“自由压制下的政府权能”问题。人们渐渐意识到：使市场运转起来，不仅仅需要“个体免于公共强制力的自由”，同样需要适度的“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而以往被学者津津乐道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实际效用也开始受到了国内政治学学者们的质疑。 相对于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欧陆学者对“个体自由”持一种“审慎的尊重”，他们少了一些对“自由”的浪漫与激情，多了几分对“共同体”的向往与凝重。他们对“政治权力”并没有一味的压制与排斥，而是试图为其寻找到坚实牢靠的政治载体（民族国家），这一载体由于已经被置于宪政体制的约束之下，而变得不再像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那样可怕。相反，若缺少这一政治载体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个体自由”将会变得脆弱而空洞。 因此，在2004年的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国内许多学者对欧陆国家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重新的检讨与再反思。一时间，对马克斯·韦伯、卡尔·施密特、尤尔根·哈贝马斯等欧陆学者思想的再次思考与解读，成了上年度国内政治哲学研究新的热点。从马克斯·韦伯对“民族国家”与“政治权威”内涵的深刻解读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由于过于青睐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带来的“政治不成熟”；通过分析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对“政治本性”的“政治神学”注解，我们可以开启探究政治现象的新的思维路径；而对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独到洞见的领悟，则能激发我们基于政治经验现实的理想主义情绪。 不过，回眸2004年政治哲学在国内的发展轨迹，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潮的分析与评述仍然占据研究的主流，因此，我们更加渴盼真正具有本土化价值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众所周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理论的论证与评价是容易的，拿来即可，但是，理论的成长与嫁接却是艰难的，本土化不易。或许，在2004年刚刚故去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能够为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我们必须对维柯的精彩观点（人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的领域：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认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 政治科学：从“政策回应”到“制度建构” 相对于政治哲学在国内“评介式”的发展，我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正在积极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研究道路，即以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方法与工具为辅助，以中国现实国情研究为基础，建构起具有解释力、应用力、生命力的理论研究路径与政治思维框架。回眸2004年国内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在学界感悟到政治科学研究路径的转变，即从以往的“政策回应”式研究转向现在的“制度建构”式研究。所谓“政策回应”式研究是指学者被动地投入到对政府政策过程、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利益整合等领域的研究之中。政府的政策过程预先设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向，政治学学者在政府政策制定的“输出端口”对政策的合理性展开详细的分析与论证，此种“政策回应”式研究倾向倡导政治学学者对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行为的“事后分析与反思”，政策本身的灵活性淡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在2004年度，随着国内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政治学界保持着持续的繁荣。许多政治学学者对国内政治现实问题进行着深度分析与探究：如“三农问题”、“政府战略问题”、“转轨国家问题”、“民主建设问题”、“社区政治问题”、“法治社会问题”以及“执政方略”问题等等，学者们对这些政治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那就是：如何在新时期完善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架构，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