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92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到了 90年代，这场学术运动非但没有像当初有些学者所预料的那样转瞬即逝，反而由政治思想史领域波及到法理学、政治哲学、公共政策等领域，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令人侧目。① 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不但重新描绘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图景，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西方政治遗产的认识；而且，新共和主义在自由、民主、公共善、公民美德、公民身份等议题上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与互动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进一步繁荣。 但是，当代西方的新共和主义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美国学者保罗·韦茨曼（Paul Weithman）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新共和主义理论如果想保留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优越之处，同时又避免它打算取而代之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那么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智识上令人满意的，即它必须对公民身份、自由和公共善这些概念提供智识上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二，它必须在政治上是充分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即它必须能够充当一种适用于多元民主社会的自足的公共哲学；第三，如果这种理论被称做“新共和主义的”，那么它必须在历史上是有依据的。② 按照这三个标准（历史依据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来考察当代各种版本的新共和主义，我们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审视新共和主义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难题，检讨其成败得失，从而探求新共和主义的出路。 一、历史想象中的古典共和主义 众所周知，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发轫于政治思想史领域共和主义谱系的重新描绘，正是对古典共和主义这一几近湮灭的古老传统的新近挖掘激发了一些理论家的政治想象，从而引发并推动了共和主义的复兴。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共和主义受到了最初的回应和反击。批评者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西方历史上存在一个共和主义传统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针对新共和主义者描绘的政治与思想谱系，很多学者提出疑问：从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到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英格兰的混合政府，再到美利坚的复合与扩展的共和国、法兰西的雅各宾道德专政，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传统吗？在城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罗马共和的辩护者西塞罗、佛罗伦萨外交家马基雅维利、英国革命的支持者哈林顿、日内瓦公民卢梭、美国宪法的设计者麦迪逊之间，他们的思想有多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呢？③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就算存在一个共同的、单一的共和主义传统，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尤其考虑到新共和主义者试图在当代以“共和”来重申民主的理想，就必然要面对如下的历史困境：古典“共和”的主要含义之一是混合政体，④ 而混合政体预设了对民众参与理想的修正，“共和国”的典范不是雅典而是罗马、斯巴达；古代共和国的实践及其公民身份的狭隘性与封闭性曾给古典共和主义带来精英主义、寡头政治的恶名；⑤ 古典共和主义中的两大分支，即混合政体论与公民德行论，要么（如前者）已经被自由主义所吸收，要么（如后者）并不比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因为它以公民履践德行的能力为基础，而自由主义以所有人的人格平等为基础。所以，麦考米克指出：“与其说古代和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共和主义为普通平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不如说它保障了精英的特权地位”，当代新共和主义者试图以共和主义来补充当代的民主，“只能使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变得越来越糟糕。”⑥ 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古典共和主义存在着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既来自于其理论，也来自于古代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既涉及共和主义理想的可欲性，也涉及其可行性。⑦ 当代新共和主义者要复兴这一传统，就不能不正视这些缺陷。 其次，在具体阐释问题上，针对共和学派对马基雅维利、哈林顿、杰斐逊、斯密、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共和主义解读，批评者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出了质疑。⑧ 我们以曾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复现中起到先锋作用的、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共和主义阐释为例。以弱化甚至消除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为宗旨的共和主义修正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各家各派的强劲反击。左翼的科兰尼克（Isaac Kramnick），右翼的狄金斯（John Diggins），施特劳斯学派的潘格尔（Thomas Pangle）和朱克特（Michael Zuckert），自由派的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一起加入了反对共和修正派的阵营，并且这场争论成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史学界的一大热点。面对这些回应与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后，共和修正派不得不对自己作出“修正”，这场争论才算尘埃落定。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固守自由主义的“洛克神话”了，但恐怕同样也不会有人相信公民人文主义的“马基雅维利神话”。更普遍的观点是，18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思想采用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政治话语（从清教思想、自然权利学说、普通法传统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共和主义只是其中之一。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