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的僵局 2004年，以前以“隐喻分析家”著称的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家乔治·雷可夫突然在民主党内声名大振，他提出了一项基本的、“简单明了的”对民主党政治错误的陈述，以及如何纠正错误来复兴民主党的动员力量的方案。他的方案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若干表面的特征与拉克劳的体系相一致：从政治作为对自我利益进行理性谋划的代理人的斗争转化到一种更“开放的”把政治斗争视为由无法消减的隐喻修辞所支撑的情感冲突。（对拉克劳而言，隐喻已烙印在意识形态、政治霸权的中心：霸权的根本运行方式是把某一个别内容上升为普遍性的直接体现，这种霸权运行方式实际导致了隐喻的短路。） 人们应该记得雷可夫是一个真正的反乔姆斯基者，他相信讲出一切事实，相信纯粹理性的力量。雷可夫选择了一个奇怪的反启蒙主义视角，该视角围绕所谓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范式”进行观照：人民对自我利益不遵循理性分析的方式，他们以环绕核心隐喻组织起来的潜意识叙事框架进行思维，他们的信念由此类结构支撑，而不是由理性论证支撑……我们又回到了古老的神话与逻各斯的对立，修辞与推理的对立，隐喻与严格概念的对立。雷可夫的详细分析在关于日常修饰词语如何与未明说的想法相结合而产生的生动知识（如，在2004年，媒体通常把克里的住宅称为“地产”，而把布什的房子称为“牧场”）和较原始的伪弗洛伊德阐释之间摇摆。 雷可夫的结论是：不要站在理性论辩和抽象道德的立场上去恐惧激烈的隐喻性语言，左派应该接受这个领域的斗争，并学会提出更吸引人的观点。在《不要考虑大象》一书的结尾，雷可夫写道，保守派人士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准则和方向，并在过去的30年中将之充分有效地在公众心里表达出来，因而只需几个字的哲学即可将其唤起：强力防御、自由市场、低税率、小政府、家庭价值。雷可夫为自由派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哲学：“更强大的美国、广泛的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相互的责任”。两种选择都具有的弱点也是明确的：保守派的表述提出我们的不二选择，要求我们采取强力的、分离的立场（强力防御以对抗裁军支持者；自由市场以对抗国家干预；降低税收以对抗收税，然后用于社会项目），而自由派的表述则包含了无人能反对的、普遍顺耳的词语（谁反对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惟一发生的是，强烈、激昂的修辞被浅薄的、感情用事的修辞取代了。这里奇怪的是：作为一个精密的语言学家、语义学专家，雷可夫居然忽略了其观点中的明显弱点，这个弱点可以用拉克劳的方式来说明：它没有设计出一个有明确敌人的对立冲突，而这是每一个具备有效动员力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远不是在暗示雷可夫提出的是“拉克劳式”的政治：恰恰相反，正是与拉克劳的参照使我们看到在表面的相似之下雷可夫的局限。据参议员杜宾（按民主党人的说法是雷可夫的支持者）的说法，他“不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或改变我们的哲学。他只是告诉我们必须重新对话”。共和党人通过“把旧思想重新包装”取得了胜利。因此，斗争被减缩为“纯粹的修辞”：思想（还有“真正的”政治）如旧，惟一的问题是如何包装思想，兜售思想（或者，用更“通情达理”的方式来说：建立更好的交流）。就赞同这样一种对其观点的解读而言，雷可夫并没有对他自己所强调的隐喻结构的力量予以足够的重视，而让其降为第二位的包装——这与拉克劳截然相反，拉克劳认为在建立霸权表述方面，修辞是在意识形态/政治过程的中心运作的，虽然有时拉克劳禁不住诱惑，把当今左派的困难缩减为“纯粹修辞方面的”失利。 所以左派的主要问题是它不能提出一个关于变革的充满激情的整体视野……问题真是那么简单吗？解决的办法不是左派放弃“纯道德的”理性主义话语，而是提出一种更实际的、针对政治意象的视角，一个能与新保守主义方案和过去的左派观点相竞争的视角。就其内容而言，具体地说，新的左派观点是什么呢？传统左派的衰落，它退入从来没能进入霸权游戏的道德理性主义话语，这是不是由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的巨变决定的？——那么，左派解决当前困境的更好的总体方案在哪里呢？无论抵制“第三条道路”的方案是什么，它至少是提出了一种把这些变革纳入考虑范围的视角。难怪当我们进行具体政治分析时，混乱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拉克劳对我作出奇怪的指责，说我“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行动上像一个世界大国，但意识上不像一个世界大国，只是从自己的利益来思考。因此解决之路是美国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应像一个世界大国，扮演起警察的角色。对于像齐泽克这种出自黑格尔哲学传统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想成为普世阶级。……黑格尔归之于国家，马克思归之于无产阶级，现在齐泽克将之归于美帝国主义。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我不认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步的事业会以这种方式去思考”。 我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详述他做的可笑的、恶意的、扭曲的解释：当然，我从来没有恳求美国成为普世阶级：当我说美国“全球行动，区域思考”时，我的观点是美国既应该在全球行动，也应该作全球思考。简单地说，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分隔是结构上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讲美国是在自掘坟墓……顺便说一句，这里含有我的黑格尔主义：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行动”和“思考”之间的分歧：人们所做不是其所想，思想在形式上是普遍的，而此类行动是“个别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对黑格尔来说没有自明的历史主体，所有行动的社会主体总是而且从定义上说都受制于“理性的狡诈”，是通过完成预定任务的失败来完成他们的角色。结果是，我们这里所面对的差距不简单地就是思想的普遍形式和特定利益之间的差距，我们的行动由普遍思想授权并得到特定利益的支持。真正的黑格尔式见解是：与个别内容相对立并将之排斥的普遍形式使自身“个别化”，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没有必要去寻找污染纯粹普遍性的某种个别的“病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