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2)03-0039-27 一、德性政治是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 文化学者张旭东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但它却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此种“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和开放性”，但也呈现为“一种不断推出自身之外，但又不断回到自身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的往复运动”①。对于“作为新中国根基的新人”而言，“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如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是她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但她的合法性本身，又同时是来自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超越，更确切地讲，来自对这些普遍价值在具体历史时空里的对象化、物化、体制化力量的颠覆，来自普遍性内在的激进性，来自在更彻底的普遍性中追求自我认同的意志。”②诚然，近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乃是世俗化的、以“去道德化”为标志的，呈现为自由、民主与富强这三个正当性轴心③。甚至从西方现代政治与古典和中古的关键断裂来看，自马基雅维利以降，修身术(soulcraft)与治国术(statecraft)的“旧联盟”已告终结④，而个体权利(individual rights)取代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与“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近代普遍观念”一道，成为西方乃至中国“新人”的认同所系。然而，在断裂之余，国人还存在着对于“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延续现象，并在稽古开新中不断熔铸出新的自我身份。 论者咸知，儒家学说扮演着上述“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等“传统文化因素”的主要提供者角色，并在中华政治史中将其思想观念底定为法典制度。章太炎曾拎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较于他国制度的四大优长：“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性无等，四曰除授有格。”⑤“仁抚属国”的对立面乃是殖民主义与霸权黩武，“教不奸政”的对立面乃是神权政治与政教合一，“族性无等”的对立面是种姓制度与阶级固化，“除授有格”的对立面则是官制不彰与举贤无方。陈寅恪则进一步指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⑥王国维则作出著名论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其核心变革，当属“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遂得“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德”遂成为西周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⑦。而以“德”为核心精神气质之“礼”，则成为西周“君子”文明教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的必由之路。这种“道德之团体”，实际上也是某种“政治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⑧。“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看，西周创设的礼乐制度建构了‘德政’的政治传统，即后世所艳称的‘王道’。”⑨ 郑开的《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一书，深入而有力地剖析了“德”在前诸子时期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真正义涵，力图表明“德礼之间”的社会建构构成前诸子时期的中国思想主题，“德”实乃早期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标准和思想尺度，是哲学时代“道”之突破的渊源和背景，更是后世道德观念、价值理想、宗教生活和文化精神的核心；因此，应回溯并激活“德”的伟大传统，将隐含于其中的价值精神投射于未来⑩。郑开发现，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美德正是脱胎于政治美德，并扩展至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和道德各层面。周人开创性地发现和提出“天命靡常”与“天命在德”的命题，周代所施行的包括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存灭国、继绝祀”等内容的“德政”，正是以“德”为导向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这一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使西周得以持续扩展政治版图，不断促进族群融合，最终形成我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形态。拥有“中国意识”的中华民族之形成实有赖于此，形成且发扬于前轴心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亦由此奠定。 对于郑开所言的“德政”或“以‘德’为导向的政治理念和模式”，李若晖则在近年研究中以“‘德性政治’的方法”称之，并作出精彩阐发： 社会行为的公共性即为政治，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社会行为的个体性(包含但不限于个人性)即为道德，包括道德哲学与道德范式。政治与道德共同构成了社会性行为，在此中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则成为德性政治：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导向，正是指向德性之养成。(11) 在诸子的制度设计中，人之德性养成与国家结构中的等级设置是密切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既根据德性来设置等级，以掌控具有该德性的人之类型；又以国家机器的运行来使特定等级的人养成国家所需的德性。质言之，就是既以德性设计制度。又以制度养成德性。德性和制度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而对行为模式予以解释，为何必须如此行为，亦即何谓道德的问题，对道德提供论证的是哲学思想。行为模式的可能性，亦即何以能够以此行为模式行事的根基，则是与德性和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于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整体，可以称之为德性政治。(12) 李若晖虽以“方法”谦称其德性政治研究，实已揭示出“德性政治”本身即由“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抟造的“整体”。此认识颇有类于金观涛、刘青峰所言的“普遍一体化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