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重人事是政治思维的显著特点，重人文是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天地之性人为贵”也就成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命题。由此而推导出的政治法则，可以概括为：人为贵，圣为尊，王为大，民为重。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 《孝经·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至迟从春秋以来，张扬人的价值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具体表现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许多思想家倡导先人后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许多思想家认为万物之中，以人为贵。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思想家们普遍以人性论为基础推演人际互动原则和为君治国之道。 为什么天地之间，以人为贵？思想家们得出这个结论的途径不尽相同，他们提出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天、地、人同为万物之本。 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的思想可能很早就产生了。《易经》以天、地、人诠释卦画，以人居天地之间，并通过天地人的关系判断吉凶。这表明中华先人很重视人在自然秩序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许多学者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宇宙本体的“混元之气”为一。一分为二，“二则天地也”。天地、阴阳参和生人，三即“三才”，指天、地、人。“天地人既定，万物备生其间”，故“三生万物”（《礼记正义·月令疏》）。人不仅对万物生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维系宇宙秩序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这种宇宙观必然把人置于万物之上，推之、崇之、尊之、贵之。 其二，人是神的目的，神是人的工具。 许多思想家认为人是神的目的。《孟子》引《泰誓》，认为天生人类而“作君作师”以养育、教化民众，且天从民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将上帝人文化。董仲舒认为，万物皆是天神为养育人类而设，天“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其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春秋繁露·诸侯》）。许多思想家甚至把神作为人的工具看待，如《周易·彖传》提出“圣人以神道设教”。作为人的工具的神，不管外观上有多么高大，它已然失去目的意义。神为人而设，真正的目的是人，人才是最高贵的。 其三，万物之中，天人同类，人得天地之精华。 凡是主张人是鬼神的目的、造物之宠儿的思想家必定认为人的禀赋有特异之处，因而在宇宙间具有特殊的地位。董仲舒的思想堪为典型。他说：“天德施，地得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其具体表现是：“天人同类”、“人副天数”，人是天的副本，形体、脏腑、精神与天相类，天与人可以相互感应，故“惟人独能偶天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许多思想家不同意人是宇宙的中心和目的的说法，却又认为，人与天最相似、最相通。如《淮南子》的《天文训》、《精神训》有类似说法。许多道家思想家还认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是“真人”。 其四，人类天钟灵秀，乃万物之灵。 人们普遍认为，人具有智慧，因而是万物之灵。荀子认为，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而有“血气”的动物高于无“血气”的植物；在有“血气”的一类中，人又是最高的。这是因为有血气“必有知”，“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荀子·礼论》）。《淮南子·修务训》指出，人与动物都具有智能，而动物“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所以受制于智慧更高的人类。这正是人之所贵之处。 其五，人能改造自然，自食其力。 许多思想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要受自然制约，而人可以认识自然，效法自然，进而利用自然。人与万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以劳动为生，而万物靠自然生活。墨子指出：各种动物以皮毛为衣，以蹄脚为履，以水草为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以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许多思想家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人具备劳动的能力，人才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荀子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利用自然为自己造福，这就突出了人的价值。 其六，人能够自觉结成社会，进而驾驭万物，创造历史。 许多思想家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类能够自觉地结成社会。荀子认为，人与牛马相比，“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能“群”、能“和”，所以可以使万物为自己所用（《荀子·王制》）。《吕氏春秋·恃君览》进一步指出：人类生而柔弱，却能“裁万物，制禽兽，服蛟虫”，原因在于群居，并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以君主制度维系群体，驾驭万物，这是人道完备的必要条件。在文献中，这样的论述也很常见：圣人、王者不断创制文化和制度，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之所以为贵，是由于人类具有社会性，君主制度则是最好的社会组织。 其七，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在于懂得礼义、道德。 孔子、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小，并集中体现为有无礼义。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唐宋以来，受佛教、道教万物皆有佛性、道性思想的影响，许多儒者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一样也有道德、义理之性，却又依然认为人为贵。例如，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万物都禀赋了仁义礼智，如蚂蚁有“君臣之义”，虎狼有“父子之亲”。然而人性与物性毕竟不尽相同，“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孟子集注·离娄下》）人生来就具备四端五常，“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语类》卷五七）。具备伦理道德是人之为贵的根由，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