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政权理论是邓演达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它凝结着邓演达政治理论的精华。深入研究他的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评价他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本文仅就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地位、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略作评述，以求识者指正。 一、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平民政权理论是邓演达于大革命失败后，在试图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形成的。平民政权口号最早见于1927年11月1 日，由邓演达起草，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在莫斯科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中。该《宣言》指出“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建设平民的政权”。此后，邓演达在其著述和演说中，又反复申述“平民政权”的思想，阐明“平民政权”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实现方法，并把建立平民政权写入他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政治主张》中，成为其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关于平民群众与平民政权。邓演达认为平民群众包括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在他们之中，“工人与农民受压迫最厉害，而且数量为多，争斗较勇，所以他们是平民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斗争同盟”。邓演达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劳动的直接生产者——农工平民得到了政权，建立了平民政权，才可以进行经济的解放，社会全体的解放”〔3〕。因此，平民政权最关键的是“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权力机关”〔4〕。 邓演达认为这种权力机关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平民政权是生产者的政权，凡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都可以参加政权，农工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二是平民政权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和官僚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关于平民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及组织原则。邓演达认为平民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例如，职业组织——工会、农会等。准职业组织——妇女会、学生会、士兵会等。以这些组织去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集中平民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如果没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决不会有人民参予政权的机会”〔5〕。邓演达还指出组织平民政权的基本原则是， 由各职业团体和准职业团体，按一定比例派遣代表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各职业团体和准职业团体占百分之四十。国民会议“应为全国的最高主权机关，能解决一切问题，它要在执行机关之上，而不是执行机关的附庸。它要行使立法及监察的职能， 而不是为现时的所谓立法机关及监察机关的派生物”〔6〕。 再次，关于平民政权的取得及保持方法。邓演达指出，夺取政权的“唯一方法是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因为要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所以要组织群众；而群众的组织作用，只有在争斗过程中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要发动和组织群众”〔7〕。邓演达还进一步指出， 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向目前的统治者作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即等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确实建立自己政权为止的过程”〔8〕。为了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邓演达还认为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他指出革命斗争“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造成人民的武力”〔9〕。在取得政权以后，也需要“按额抽丁入伍， 组成真正人民武装以保护革命”。邓演达把组织建立的人民武装叫做平民革命军。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说“平民革命军是代表农工平民的。他必然是由平民大众当中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先锋分子所集成”，平民革命军和“平民政权密接不离”，“为革命政权中之最觉悟的成份”〔10〕。邓演达经过分析，认为“现在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11〕。因此，为了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他在上海秘密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 最后，关于平民政权的各方面政策。邓演达认为平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是主张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以建设本国的产业。实现关税绝对自主，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铁路、航业、通讯机关、矿山及其他重要的由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企业；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允许遵守中国法律并利于中国财政的外国投资集团在中国经营企业；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苏联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外交政策。对内彻底消除封建残余，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实行金融机关国有，大企业、关键产业、独占性产业由国家公营。同时推行合作社组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并且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机构。邓演达还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即土地社会化。但他又指出，在革命时期还不能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因为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进行及土地的改良。因此，原则上是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这就是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不耕作的人不能占有土地，一切收归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准私人买卖土地。邓演达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是实行各种农业政策的先驱，是消灭农村的寄生阶级、恢复农业生产的唯一手段，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革命势力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