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李迪 译 几个世纪以来，一个神话一直困扰着西方知识分子，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孟德斯鸠在他写于1748年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它是专制主义的根源。亚洲的帝国以其巨大的规模刺激了这种专制主义在整个亚洲的蔓延，而欧洲由于具有“自由的天性”，要在那里建立这样的帝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对中国人而言，服从是建立社会和睦和“帝国安宁”的唯一途径。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个明显缺陷，在他的同胞伏尔泰看来，却成了值得称赞的理由。他在《哲学辞典》（1764）中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准确地反映了自然的父权。 伟大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卡尔·冯·鲁迪克在巴登的大公爵领地生活得很幸福。在当时的分崩离析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些独立的地区，巴登就是其中的一个。鲁迪克因而感到应该强调这个神话灰暗的一面。1833年，他道，“……中国的历史——就象一个只是一成不变地复制自身的动物物种的自然史——几千年来一直向我们展示着一幅相同的图画……找不到一个有关进步（甚至也没有关于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显著退步）的字眼；一幅单一僵死的图画确实向我们显示了中国政体史（尽管十分富于启发，令人警醒，但完成它只用一笔就足矣）。” 18和19世纪的欧洲作家显而易见地分成两派，或者是被一种似乎与欧洲政治思想的本质相矛盾的政治体制的巨大成就和强有力的传统所打动，或者对它的顽固僵化持排斥态度。 尽管这些作家们当然从未有过关于中国的第一手经验，但是无论他们认为中国文明的优缺点是什么，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是一致的：中国有着比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更多的东西。它是一种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彻底奉为它的（及其全体公民的）生活准则的文明。 这可能不是一个公正的判断，但历史真相并非是这里讨论的要点。正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及其他人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神话，并且的确应该被当作神话来看待。然而，从一个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个神话的作用——无论它的历史优点何在——是非常巨大的。中国成为一种文明、生活方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的进步思想的活生生的范例（尽管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已对此表示过怀疑），它是一个庞大的延伸的政治组织的产物，这个政治组织能够以一种比欧洲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统治更好的方式来协调人民的方法。如果历史研究把如今流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央集权制及其好处的所有不良的现代思想——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要在布鲁塞尔建立欧共体一体化体系的计划直至一些联合国官员关于建立世界国家幻想——都追溯到这个神话，这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令旁观者惊奇之处还在于，近几年来，中国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子，证明这个神话是有问题的。需要再上一课——应该让我们西方人感到有点羞耻的一课，因为我们在学习那些我们应该已经知晓，但显然正在开始遗忘的东西。它是关于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关于这些改革的一个方面的一课。一个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家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甚至可能更加惊异地听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大多数从指令性经济向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转化是“横向”发生的，即在经济的各分支和部门内部，而在中国的案例中，似乎更多是“纵向”进行的，也就是在各地区之间。 虽然在这个案例中提及真正的联邦制可能是夸张的，但它的许多好处是可以看到的。 从传统上讲，联邦制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理论，而非经济信条的一部分。它被视为在大的民族国家中保护少数者权利的一种途径，并且当然它还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办法。甚至在今天也多是由于宗教或种族方面的少数派的要求才促成了联邦制的采用。尽管中国在文化方面比欧洲神话所揭示的更为多样化，但这似乎不是支持其分权的改革政策的基本思路。在某些场合人们或许希望采纳这种思路（即中国收回香港），但是很清楚在这个案例中根本的缘由是纯经济的。 然而，这是与西方经济思想的一种趋势相一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趋势为联邦制创造了新的思想基础。美国公共选择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用“政府间的竞争〔1〕”概括了这种趋势。 它听起来非常完美，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根据这种思想，政府间的竞争，比方说，会减轻公民的税务负担。我们可以找到证实这种理论的很好的例子。以欧洲联盟为例，一些国家（如丹麦）的高增值税率会刺激邻国（如德国）边境地区的商业。难怪许多政府（特别是丹麦政府）现在想在全欧洲的水平上协调税收，从而把生意“带回家来做”。但最终这会导致各地更高的税收。两年前，当德国实行征收利率税时，许多消费者就在卢森堡银行开帐户。德国政府的这项税收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未如愿以偿地增加国库收入，但对卢森堡却是大功告成。德国负责这方面事务的部长现在也强烈要求全欧洲的协调一致。但是至少在短时期内欧洲联盟（仍旧）相对松散的结构有能力阻止税收向更高的程度发展，它不能立即损害甚至一个象卢森堡这样的小国的利益。 此外，据说分权的办法可以减少轻率的政治决定的消极作用。埃里克·莱昂内尔·琼斯在解释与所有其他文明相比欧洲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优越性时，把原因归结为欧洲的竞争的政治秩序，他举了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他认为，在象欧洲所具有的这种分权的国家体制中，对文明的经济基础有居大损害作用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不象中国的明朝廷于1480年发出的不再重新进行航海探险的锁国决定那样。原因是欧洲——与大多数亚洲文明相反——不可能出现“无可置疑的制度性的决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