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14-06 波考克和斯金纳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虽无明确的共同纲领，但都关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致力于重构共和主义思想史传统。在方法上，他们都注重语言分析方法的应用，把政治思想看做思想家参与的一场政治论说，以多重的政治论说来构建思想史，让政治思想史摆脱政治理论或哲学的统治，并描绘出历史论辩中具有范式形态的政治语言。作为“‘剑桥方法’的实践者”，波考克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首先，政治论辩——部分属于不严格地称之为‘政治思想’的东西——总是以多元的语言来进行，存在于言语行动的多元性当中，所有这些汇聚成了‘政治思想史’；其次，这些语言中至少有一种是历史论辩的语言，它跟其他语言一起构成了一种历史论说，或‘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1] 剑桥学派的形成，受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的影响甚巨。拉斯莱特在他1956年编辑的《哲学、政治和社会》第1辑导言中，宣布“目前不管怎么说，政治哲学已经死了”。在分析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双重攻击下，政治哲学命题不再有意义，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波考克和斯金纳都认真考虑了拉斯莱特的工作和其宣言揭露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之间的裂缝。他们建议把“政治思想”看做语言性的“政治论说”(political discourse)，即“在历史中施行的政治言说行为”。[2]在区分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的同时，他们又都深深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论辩，从而体现出，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本身蕴含着积极的理论建构目的。由于波考克把库恩的“范式”方法用作语言分析的基本架构，这个目的就更加明显。 一、政治思想之为“政治论说” 传统上每一种政治哲学都提供了一套关于政治事务之本质的大观念，这类大观念规定了何为良善的政治秩序，大观念本身又从属于一套人性论和宇宙论的整全学说。到了现代，对政治事务和政治秩序之性质的研究，被纳入政治科学的范围，而抽象的大观念及其规范主张又经不起分析哲学的批判，“政治哲学已死”宣言不过是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波考克也不满意政治哲学的这种状况，特别是不满“政治思想史”常常被等同于“政治哲学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沿着阿奎那、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一路解说下去，终结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但与分析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路数不同，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错置的历史和哲学关系，而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对政治思想进行语言考察的方法论。 波考克指出，一套哲学理论所假定的抽象观念，需满足“最大理性融贯”(maximum rational coherence)的要求，但政治思想并不能经验地被证明为只是一些抽象观念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的应用。[3]即使假设政治思想家的目标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融贯，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也可能表明他并没有做到或与实际中思考的不一致。理性融贯和对历史现象做经验描述属于哲学和历史的不同活动，但在目前，“一个政治写作或作品作为政治哲学或理论上的融贯性，被错误等同于历史现象的性质；文本的历史阐释、解释或说明又因此被等同于融贯性的发现。在此主导下，阐释者的目标除了是发现历史中已有的正确原则之外，就是显示文本包含了作者或他同时代读者心中已有的意义。”[4]用哲学解释来代替历史研究的例子很多，波考克举了R.I.Aaron解读洛克的例子，在注意到洛克明显对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理解不感兴趣的时候，阿隆匆忙断定说，因为洛克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所以不关心什么历史解释。[5]历史学家也同样难辞其咎，在波考克看来，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就不是对一种自主连续的人类活动(政治活动)的讲述，而是按年代顺序对诸多哲学体系的排列。[6][7] 波考克将政治思想传统看做一种特殊类型的传统——“智识化传统”，在这里传统指“行为传统”，“意即我们从一个社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在政治中做事、谈话和思考的整套方式的总合”。他接受奥克肖特对政治理论活动特征的描述，视政治思考为一种从行为传统中做抽象、缩略的活动，目的是“追求传统的暗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思想追求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暗示，“政治思想可以被当做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相互之间行事和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作反应的方式；或者可以被当做理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对他们的经验和环境获得理解的尝试。”[8]将政治思想定义为一系列从经验和传统中得出的抽象，这个说法得以让波考克从不同抽象水平上来看待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区分，即，如果把思想看做生产、使用抽象观念的活动的话，历史学家的工作则是考察这个思考活动的过程，证实抽象的概念法则是否被思想家在特定思考中使用，如何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等。这与哲学家关心“最大理性融贯”所要求的抽象水平在程度和取向上都是不同的。“哲学家感兴趣的思想，是就它能在严格合理性上被解释而言所产生的思想，他也关心确立能够这样做的限度。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思考政治的人，就如同他们也是在战斗、耕种或做其他事的人一样，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在社会中行事的人，其有据可查的行为能够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来研究，借此来说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为何以如此的方式行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