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7.2 自福柯首倡直至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生命政治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重面相，旨在揭示权力体系对主体的奴役与规训，并指向一种毫不妥协的斗争。然而，当代生命政治日渐暴露出其内在缺陷。首先，生命政治理论总体上处于二元对立之中。福柯和阿甘本从消极意义上探讨生命政治的权力范式，奈格里则从积极意义上指出生命政治孕育着革命新主体。其次，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当代生命政治的隐性支点——柏拉图主义日益显露。①据此，我们必须作出追问：一个整全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是否存在？其合理的存在形态是什么？生命政治如何才能获得“思想的客观性”以切中社会现实？概言之，当代生命政治如何通过“语言的救赎”和“术语的革命”来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已在方法论层面给出了提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循着马克思的思路，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现实生命的政治诉求与利益表达为核心内容，在生命政治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实践逻辑的展开中推进生命政治逻辑层次的跃迁，以此来彻底敞开其形塑新型主体的“现实性和力量”，使其摆脱神秘主义的标签。 一 生命政治的康德式困境 生命政治经由福柯的主题化，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中成为一门显学。在其自身的理论演进中，生命政治逐渐脱离其原始语境和具体内容而变成一种抽象空疏的修辞话语和分析范式。换句话说，生命政治本来表征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迁，其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制度文明内涵，表征着资产阶级时代的人文精神，而在福柯—阿甘本—奈格里的哲学语境中，生命政治逐渐蜕化为一种专注于主观性批判的哲学话语，进入了一个两极对立的康德式困境，总是在绝对的权力治理与抽象的主体解放之间摇摆不定。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原初的国家治理的实践内涵逐步弱化，其被赋予的国家治理的批判意味日益凸显。很显然，这种脱离实践根基的主观批判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它不仅消解了生命政治化的“文明面”，而且走向了一种纯粹主体性的空虚。 福柯敏锐地注意到，现代社会的权力治理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权力治理表现为“使人死”，那么现代社会的权力治理则表现为“使人活”，权力变成了生命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布展于全部生活场景之中。通过肉体规训，权力力图建构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肉体规训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③。与肉体规训形成互补的是人口调节，这是生命权力运作的另一重机制。人口调节的作用对象是“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它通过“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实现“总体的平衡”与“整体安全”。 不难发现，福柯的根本观点在于，通过对自然生命(人体、出生等)的扶植，生命权力实现了对主体性的绝对褫夺，人变成了驯顺且有用的劳动力人口。因此，福柯关注的并不是现代社会中权力扶植自然生命的“文明面”，而是权力对主体的弥散性统治。在他看来，生命权力的微观布展已经使“谁拥有权力”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答，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已经不再可能。这样，福柯就陷入权力之必然性的绝对统治中。反过来看，虽然难以直接对抗无所不在的权力，但是权力运作的终端即自然生命始终掌握在个体手中。因此，冲破权力统治的唯一路径就是一种带有柏拉图主义神秘色彩的自我修炼——以自然生命的自我形塑来反抗生命权力，进而获取一种美学式的生存样式。 与福柯不同，阿甘本通过揭示人类共同体中的原初结构即“法律空间+法律例外空间”，将历史性的生命权力建构为超历史的神圣化的至高权力。在法律空间中，生命体现为“bios”(近汉语“生活”义，表达个体适当的生存方式)，而在法律例外空间中，生命体现为“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一个简单事实，即“活着”)。④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生命存在于依附关系中，介于“bios”与“zoē”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生命只能非此即彼地存在于法律空间或法律例外空间。阿甘本指出，“个体在它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自由和权力的同时，总是又准备好默默地但越来越多地把个体生命刻写入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体想使自己从它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了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的基础”⑤。也就是说，在现代生命权力的范围内，“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⑥。 这样一来，现代生命权力就被建构为至高权力的完成式，而至高权力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实现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以及“赤裸生命”的大众化。这就意味着，一旦至高权力悬置法律。决断“例外状态”，一切个体就将丧失一切政治属性和精神内涵，仅仅是“zoē”意义上的“生命”，“一个纯粹的、简单的身体”⑦，可以被随意征用的“赤裸生命”。在这样一幅末世论图景中，社会生活被至高权力的“铁笼”所笼罩，而实现生命政治突围的唯一途径就是打破人类共同体的原初结构，使至高权力导向新的目的和使用。在阿甘本看来，这一新型人类共同体以“潜在性”的形式始终存在着。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种纯粹的潜在性的存在”，都有可能通过亵渎至高权力的行动与当下决裂，进而开启一个全新的弥赛亚时刻。也就在此刻，新型主体诞生了。在这里，阿甘本赋予“潜在性”以一种存在论上的创构性意义，其“实现”就在于主体的自我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