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分析方法是衡量政治研究科学化水准的重要尺度。与古希腊思想家相比，先秦诸子没有研究、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他们在概念的分析、论证的方法、政治理论体系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总体上看没有达到古希腊人的水平。古希腊政治思想家是现代政治分析方法的直接先驱。 关键词 政治分析；政治理论；体系化；类比法；归纳法；演绎法 政治分析是研究者将知识材料进行加工、组织和表述，以建构政治政论理论大厦的过程。它的功能在于使直观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提炼出有用的概念，将概念发展为定理并将若干定理组织为理论体系，以求得对政治现象确切、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和阐释。适当的政治分析可使粗糙和杂乱无章的知识材料有序化，或将其整合为合乎逻辑的体系结构，从而使知识更为精确化并达到较高的抽象化水平。自然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的直接动力来源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样，政治学的发展也有赖于方法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分析方法是量度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水准的主要标尺。通过对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学发展水平及政治思维的某些特点。 一、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性 自从有了政治现象之后，人们都在认识和思考政治问题，用一定方法和手段去研究和解释政治现象。但是，对这种思考本身的反思，对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的研究却是在较晚的时候出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政治学研究进入了科学化的阶段。当我们仔细追寻现代政治分析理论的源头时，发现正是在古希腊首次萌发了对使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古希腊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建立政治理论体系必须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所以他们致力于研究、运用和发展政治分析的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论。对政治分析方法本身的研究已进入政治学的范围。 在苏格拉底的一系列对话中，最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真理。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方法才不致使我们误入迷途。这些对话往往对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结论，这种没有结论的讨论是分析方法的一种实验。在这里，获得正确结论的方法比结论本身更值得重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观念的一丝痕迹。诸子致力于提出和阐述某种见解和主张，在他们看来，这些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有用的，认识问题与价值问题完全纠缠在一起。他们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些证明，以使别人相信和接受，但没有反躬自问，这些观点是否遵循正确的方法和适当的程序产生的？他们使用过一些分析方法。但没有对这些方法的可靠性和应用范围进行过研究。 古希腊人的政治分析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臻于成熟。亚里士多德明确地阐述了政治分析方法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政治研究工作之中。他在《政治学》开篇就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他说：“应该分析一个组合物为非组合的单纯元素——这就得把它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最小分子——，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构成的各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1〕也就是从分析构成城邦的最小因子入手来揭示城邦的本质特征。 另一种方法是由胚胎追踪其形成的发生学的或溯源的分析方法，他说：“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2 〕亚里士多德还把他在研究植物学和动物学时使用的广泛收集和解剖标本，按分类比较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他首次采用大规模集体协作方式，组织他的学生对158 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及现状进行调查，然后对调查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分析，研究城邦政治的内在规律，对城邦政治进行一般的理论概括。这种分类方法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分析方法了。 二、概念的分析 政治分析最基本的单元是概念。政治学家们在使用概念时，必须准确地界定它们的含义，使其成为在政治分析中可用的分析单元，即使其成为操作性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古希腊学者从苏格拉底开始进行这种研究。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探讨这个问题有关。他的主要政治学著作《理想国》的副标题是“论正义”，整部著作都是围绕给“正义”下定义这个中轴展开的。它揭露了若干流行定义的逻辑矛盾，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正义”概念的含义。另一篇著作《政治家篇》的目的是探讨下定义的正确方法和寻求“政治家”概念的正确定义。文中采用了将类概念层层细分为组成它的种的方法来给“政治家”下定义。这个方法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发展为“类加种差或许多种差”的下定义规则。 先秦诸子使用和创造了大量的政治概念，但他们使用的概念大多停留在直觉水平上。他们没有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甚至根本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使用概念时往往不是象希腊人那样先把它加工之后再用，而是直接就派上用场。似乎这些概念的含义是自明的。有时他们力图界定概念的含义，但通常是从某一角度说明概念的某方面属性和特征，在另一个地方，又从另一角度说明概念的另一些属性和特征。比如在《论语》的一个地方，相继有4 个人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便作出4种不同的回答〔3〕。他看来并不去考虑这4 种回答之间的逻辑关系。“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论语》使用“仁”的概念达109处之多，“一切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精神上诸种美德， 都可称之为仁”，但在界定其含义时，孔子的方式是“遇东说东，遇西说西。”〔4〕至今研究者仍不易把握它的核心含义。 先秦诸子所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一般都具有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特征。特别是那些抽象水平较高的概念，如“道”、“天”、“礼”、“仁”等更是如此。老子甚至明确指出，他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这就否定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