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撮要及其启示

作 者:
卢风 

作者简介:
卢风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职称:副教授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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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蕴于内圣外王之道,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渊源于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前者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很富有深义,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却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其原因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要求在政治思想上告别内圣外王之道,吸取一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关键词 内圣外王 自知无知 民主

      中西政治思想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蕴于内圣外王之道,而后者渊源于苏格拉底式智慧。内圣外王之道与苏格拉底式智慧各代表着对人性的根本不同的体认。本文将通过对比考察努力揭示出对当代政治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希望能引发更加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

      一

      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于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之精神”就在“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1〕。这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历代儒家思想家皆注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这段引自《大学》的话,可算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源头。

      君子应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为了成为圣人,力争成为圣人或已成为圣人的君子切不可忘了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可见内圣外王之道是熔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于一炉的学问。内圣外王之道离不开关于人性的“性善说”。孟子认为,人皆有善端,而圣人可将此善端扩而充之,以至于“人伦之至”〔3〕。在孟子看来,“塗之人可以为禹”,或人人可以为尧禹,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肯在修身方面勤下功夫、狠下功夫,总可以成为圣人。这一信念对儒家学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基石。

      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可称之为圣人。其一,道德上毫无瑕疵。圣人的道德修养已达“人伦之至”,故心如明镜,“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用现代语言说,即圣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其二,认知上绝无失误。如邵康节所说“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焉。又谓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4〕。可见,圣人具有无穷的智慧, 决不至于犯认知上的错误。

      这么说,圣人尽善尽美,全智全能,几乎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相同。但中国人所说的圣人与上帝有一根本不同点,即圣人也是人,他有血有肉,亦有喜怒哀乐,而西方的上帝是超验实体。圣人虽有喜怒哀乐,但绝不至于感情用事,“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5〕。换言之,圣人“当喜者喜之,当怒者怒之,本体虚明,对于所喜怒之物,毫无粘滞执着,所以亦不为其所累也”〔6〕。即圣人的意志、情感与理性乃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道或理)已和谐一致了,达此“天人合一”之境界,立身处事便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

      西方思想传统有根本不同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自古希腊苏格拉底起就有关于人的局限性的深切体认。

      苏格拉底的故交凯勒丰有一回跑到德尔斐神庙,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得知这一神谕之后,心中暗想,神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明白自己无知,神为什么要说他是人间最智慧的人呢?他进而想,若能发现一位比自己更智慧的人,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于是他遍访名人智士,结果发现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只是在某些方面比他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与他自己相比较,他认为自己还是比这些人好一点,因为这些人并无智慧,却自以为智慧,而他自己无智慧,也不自以为智慧。自知自己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式智慧。苏格拉底最后确认神谕是正确的,并宣称,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那个神谕的用意是,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神谕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只是以苏格拉底的名字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7〕。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对西方思想影响至深。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只有终身侍奉上帝,才能救赎自己的灵魂,获得上帝的恩宠。凡俗的人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全智全能。

      近代以来,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一方面为争取人的解放而论证人的尊严,论证个人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有对人的局限性更明确的表述。在向封建等级制和神学意识形态发起攻势时,他们会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去歌颂人,但在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谋划时,他们又有对人的局限性的深刻论述。他们往往以诗化的语言去争取人的解放,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改造、重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启蒙思想家大多既继承了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又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承认了人的道德上的局限性。卢梭认为每个人的政治意见都受自私自利心的支配〔8〕。孟德斯鸠认为人只是个有限实体, 他是会陷入无知和错误的,正如一切有限的理智实体一样,他所具有的微弱的知识,也还要丧失〔9〕。他们大多认为人的这些局限性是无法克服的,如休谟所说的,“人们无法根本地救治自己或他人那种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天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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