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希里斯·米勒来北京，在《文学评论》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的论文，引起了国内一片批评和讨论。2003年9月他再访北京，对他的观点再予申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有趣的是，米勒对文学的钟情与挚爱，米勒对文学研究的信念和执着，在他今年来中国的又一次讲演中深情表露。但也是他一再宣称“文学的终结”——当然还有德里达等诸多大师，他把钟情后面的洞察告知世界，无奈但睿智。这次他的理性且辨证的结论恐怕不再会引起更大争鸣。 电子媒介时代的鲜明症候是图像增殖。这对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形成了众口一词的“危机”说。文学是否真的发生了危机？文学如何应对它所面临的危机？金惠敏在他的《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的危机》一文中，对拟像逻辑中的主体变异、审美泛化中的商品语法作了细致探讨。他认为图像增殖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陈传才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文学既不应把维护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基点简单地理解或置换为闭锁于作家—文本自身的完全自治的概念，也不能摈弃以审美价值为基点去直接考察和分析包括政治、伦理及其他精神文化的多重性价值内涵和形态。朱国华则从经济资本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了文学场的符号斗争。 在当今这个纷纷扰扰的网络时代，匆忙快速的网上浏览，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耽溺痴迷于这种浏览也许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且不说网吧中孩子们的沉溺，就是成人们的网络漫游，也不时传来猝死的悲剧，它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尤西林在《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中给了我们一个回答。他认为，是大量快速浏览与耽溺沉迷构成了当代阅读的时间悖论性结构，也是现代文化时尚化、肤浅化、快餐化、图像化的深层结构。现代文化在厌倦与骛奇之间恶性循环，阅读时间悖论成为现代意义危机的症候。 在探讨了时间问题后我们再来看看陆扬探讨的空间问题。空间理论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一个热点。世纪之交学界对“空间”再度关注，甚至提出所谓“空间的转向”。人们更多地聚焦于“空间性”。空间反思进入了当代城市建筑、设计、消费方式、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中。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在总体观念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的时代，空间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空间也被视为一种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的表征的观念形态。而美国后现代理论家爱德华·索雅则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这是“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第三空间永远保持其开放的姿态。 本期我们还推出了“间性”（交互性）研究栏目。姚文放的《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杨春时的《论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和秦海鹰的《互文性理论的元气与流变》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学—文化的“间性”（交互性）问题作了探讨，赵毅、邹国红的文章则提出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间性”或交互性的新的假设，尽管尚嫌粗疏，但还是富于探索意义的。 本期的关键词选发了“文化资本”、“星座表征”、“狂欢化亚努斯”等三个重要概念。几位作者精心撰构，交待起因、内涵、外延与发展，线索清晰，分析到位，值得细读。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个清晨，当你推开窗户，就发现了一树新绿，你将会多么欣喜。每一个月，当你打开眼前的杂志，你又发现了思想与文字的创新，看到争鸣的交戟，看到批判的犀利，看到后学的锋锐。有思萦于目前，不亦乐乎？好了，没空间了，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