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4)04-0049-06 文艺批评是对文艺活动、文艺作品的一种阐释、说明和评价，它要对文艺问题作出价值评判，分出其中的高低优劣。在此评价上，它有一些基本的尺度，如意境、典型、风格等，在此框架中，文艺接受中的共鸣也可以作为尺度的一个方面。据此观点来看，只有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达到了相当的成就，才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只有读者达到了较成熟的水平，才可能对作品的描写产生共鸣。在这里，共鸣成为衡量作品与读者双方的基准，共鸣也成为一个正面评价的标尺。然而，在文艺接受中不是只有共鸣一种尺度。在当代文艺中，震惊也可以成为另一种与共鸣相抗衡的尺度。以下，笔者试对此问题作出事实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分析。 一 共鸣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文艺共鸣是文艺鉴赏中的一种现象，是读者、接受者对于感受对象的一种认同体验。在各种文艺理论的辞典与教材中，基本上将它归结为读者与作者在思想感情上的相通，读者对作品中表达出的倾向性的相通，以及在接受过程中读者在感受经验合拍时产生的融通感受。 文艺共鸣强调的是感受与体验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人在文化影响上和心理结构上有共同的方面，这是产生共鸣的基础，但在文艺共鸣成为一种价值指标之后，它有着过分的甚至是夸大了的表现，使得一些并非一致的阅读经验也被挪入到了共鸣的范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关于文学接受问题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加以琢磨。他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总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所在来解释文学作品——实际上，以“我们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出发点，我们便没有能力再做其他任何事情——这一事实可作为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某些文学作品似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它们的价值。当然，可能我们对作品本身仍然有许多先入之见；但是，也有可能人们事实上根本不是在评价“同一部”作品，“我们的”荷马并非中世纪的荷马，同样，“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说得恰当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目的塑造“不同的”荷马与莎士比亚，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出便于褒贬的成分，尽管不一定是同一些成分。[1] 在这里，特里·伊格尔顿的意思是：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的经典性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在评价上是各言其是，各美其美的。所谓共同的东西只是建立在同一本文的初始条件上，而这种共同点在文艺批评的争论中是都可以存在的，如两种正在争论的意见，它们就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 文艺接受中共鸣的差异性，在人们的鉴赏体验中也可以存在。梁启超先生说到的阅读经验与评价之间的冲突就可以见出问题的实质。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针对小说《水浒传》说：“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何以忽然发指？……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人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纲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2]梁启超这里说的阅读体验，在心理美学上讲是一种移情，即鉴赏主体将自己移位到鉴赏对象的位置上了。同时，这里的移情含有与作品形象一致性的意义，即达到了共鸣中所需要的“象喜亦喜，象忧亦忧”[3]的程度，可以说是一种共鸣，按照共鸣的性质来说是一种认同感。梁启超承认他作为读者在阅读该小说时有这种认同感，他说当他掩卷后，就又有别一番体会，他并不赞同现实生活中此类人物的作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还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4]他这里发出的是愤懑之语，可以说是在责怪该小说造成了精神污染。他的共鸣是从文艺美感上而来，他的反对则与整个世界观相关。在这里，作为共鸣中认同感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了。 文艺共鸣作为文艺批评中的一个价值尺度，从我们对共鸣的考察来看，其中共同的成分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它之所以被推崇为一种很高的属性，就不能单从接受中的美感效果上来考察，还应寻绎它深层的文化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中人众的整体利益不等于其中个体利益的相加。如农业耕作中有“人勤地不懒”之说。某一农民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他的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也就相应较高，并且这种回报有时可以有超值的性质。如一般人种亩产800斤的稻田，经一位种粮高手来经营，实现了亩产1000斤，单纯来看不过是增产了25％，但在800斤时的收入可能是仅供温饱，而在多出了25％的产量之后，他就可以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实现由简单的生产方式的循环向更高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迈进。再进一步看，在一般亩产800斤的基础上增产25％的产量，在种子条件大体类同的状况下，那么丰产时的稻粒就更饱满，品质更高，在市场上就有更大的升值潜力，可能在单价上又高出普通稻谷，结果增产25％，但其增收远超过这一数值。但是，假如所有的农民都向这位种粮高手看齐，都在种粮技艺和投入上大有改进，结果是社会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改善，但人们的人均粮食消耗量不会有大的变化，由于供求关系的限制，最终是农民整体付出的提高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所谓“谷贱伤农”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整体科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案例“囚徒难题”中就体现得很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