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生活与艺术合一了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作 者:

作者简介:
杜书瀛(1938-),男,山东宁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必须承认目前所谓“审美——艺术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的现象,但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如何阐释它所意味的内容,还须认真辨析。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足以使艺术与生活合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与生活相区别,对生活进行变异,生活的特异化,是艺术的基本特质之一。当然,“特异”不是“离异”。不论什么样的生活特异化,都不能离开生活,而应该既在生活的“情理之中”,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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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3-0001-004

      最近,在“全球化”、“后现代”、“电子技术王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审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趋向。

      我承认目前所谓“审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的现象,诚如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所描述:铺天盖地[1]。但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如何阐释它所意味的内容,还须认真辨析。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足以使艺术与生活合一了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它并没有使艺术与生活合一。

      多数论者认为“审美—艺术生活化”和“生活审美—艺术化”现象,出现于后工业时代、全球化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也有人概括为这么一句话:出现于后现代。而关于后现代艺术,有人说始于杜尚,甚至说杜尚的作品代表了后现代艺术的典型范例。[2](P271)还有人说,杜尚直接把现成品变成了艺术,也就是生活艺术化了,把艺术与生活拉平了——合一了。

      那么,我们就从杜尚说起吧。

      杜尚(Duchamp,Marcel,1887-1968),法国画家,生于美术世家。1913年开始抛弃了所谓的“视网膜艺术”而采取工业设计图的几何方法,用“现成取材法”创作所谓“现成品艺术”的《自行车轮胎》,使现代艺术变成了创造与批评的混合物。杜尚《关于“现成物品”》一文中说:“在1913年我就起了一个怪念头:去把一个自行车轮固定在一只厨房用的长脚凳上,并看它如何转动……当‘现成物品’一词出现在我心中的那时刻,也就指明了这种表现形式。我渴望去建立的论点是:这种现成物品的选择并非由审美享受来支配的。它是建立在冷漠的视觉反应上的,同时,无论好的趣味或坏的趣味都无从谈起……事实上整个感觉是麻木的,其重要特征是短暂的裁决:我偶然地把标题刻在这些‘现成物品’上。这种裁决替代了一件标题作品那样去描绘事物,它意味着把另一个比言语更丰富的领域传达给了观众。”[3](P55)杜尚于1915年到美国,1917年他把一个小便器命名为《泉》送入艺术展厅(注:杜尚是从一家名为莫特制品厂生产的大量无从区别的陶瓷制品中购得这个男性小便器的,1917年送独立展览会,但当时被作品审定委员会否决——被撤下来。然而会上不承认,会外承认。这件原作已遗失,现在只留下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拍摄的著名照片。不过,杜尚还为纽约悉尼·贾尼斯画廊买了另一件,接着又为米兰施瓦茨画廊买了第三件,事实上他一共推出了八件有他的签名并编号的相似作品。——参见[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29-30页,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他说,作者选择了它,使人们用新的角度去看它,原来实用的意义已经消失殆尽,它却获得一个新的内容——杜尚说出了“为何某物恰好不像自身时它就是个艺术品的问题”[4](P14)。1919年他在巴黎与第一个达达小组建立联系,创作《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即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加上胡须。(注:有关杜尚资料,乃博士生李媛媛搜集整理,致谢。)

      现在我们要问:把生活中的“现成品”(如小便器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物品)作为艺术品放入展厅,是否就意味着消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艺术与生活合一了呢?我的回答是:没有。小便器在生活中无疑只是一个生活用具,人们使用它,也是极普通、极平常的生活行为,本无特异之处。然而,当杜尚把小便器送去展厅时,就已经与普通生活用品和普通生活行为区别开来、隔离开来了,即将生活特异化了。这时,“艺术展厅”这特定的环境和氛围,迫使“人们用新的角度去看”本是生活用具的小便器,使它“原来实用的意义消失殆尽”,而“获得一个新的内容”。而且,这《泉》的命名也非同寻常,它赋予了小便器另外的意义,成为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从而获得了新的价值。总之,无论你是否把这个原来的小便器、此刻的《泉》看作艺术品,它已经同原来的生活用具和生活行为隔离了,特异化了。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在他那本《图像时代》第十一章“美学:马塞尔·杜尚前后”评论杜尚美学现象时说:“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艺术能够摧毁和改变仅仅在瞬间之前还呈现出不能改变的和固定的(从而也是最‘正常的’)艺术的未开发的领域和边界。在这方面正如人们常常提出的稍有些哀婉动人的说法,艺术就像生活本身:它以自身拥有的新奇、以那些瞬间之前我们绝不会认为可能,然而转瞬之后我们又似乎感到它就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类行为的产物之类的事情和现象而使我们感到惊奇,而这些创造性的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扩大,而且加强和加深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他者自身,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理解。”[2](P251)我认为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支持了我的观点——杜尚将现成物作为艺术品的做法,以及其他后现代艺术家将艺术与生活拉平等等行为,并没有使艺术与生活合一从而改变“艺术:生活的特异化”这个事实。那些后现代的美术作品(如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北京某些艺术展览会上的所谓“枪击艺术”、“滴血艺术”、“洒墨艺术”)、后现代的文学作品(如于坚等人追求的平面的、无深度的、无含蓄的后现代诗歌)等等,都不是与生活合一,而是生活的特异化。

      当今社会大家最熟悉的东西就是广告。广告到处都是,无孔不入,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躲也躲不开,有时叫人烦得要死。广告中有审美,有的本身就是艺术品。这似乎可以说审美—艺术生活化了。但,诸位仔细琢磨琢磨:广告中的审美和艺术,取消了审美、艺术同生活的差别了吗?它改变了“艺术:生活的特异化”这个命题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像大家十分熟悉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吃么么香”、“两片”,像吴晓莉、李玫、李丁、唐国强、斯琴高娃等公众人物制作出来的广告形象,甚至像濮存昕等人所制作的公益广告形象,都是生活的加工、变异而成,绝不是生活的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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