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4)03-0058-05 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一书中认为，黑格尔时代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主体性性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把两个看似相互分离的人的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即，如何把一定层面上既具有亲和力但又无法最终融为一体的两个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1](P.4)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如何克服现代世界，即市民社会，人与世界片面的、分裂的、偶然的关系，达到理念普遍性的问题。同时，笛卡儿以来的分解式理性传统和卢梭以来的浪漫表现主义的“内在性转向”间的对抗，也加剧了现代性的张力和分离倾向。这就要求黑格尔做出正面的批判和辩证的分析，包括康德和席勒以来的必要努力。他认为：“艺术作品就是第一个弥补分裂的媒介，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2](P.11)换句话说，艺术作品的任务就是克服意识的分裂和精神的瓦解，通过“诗”与“散文”的辩证想象，达到艺术的和解。问题是：克服何以可能？如何看待“艺术的和解”？艺术的和解与艺术的解体是矛盾的吗？本文将结合黑格尔的《美学》探讨这一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 伽达默尔认为，由于“德国语言的思辨精神”，[3](P.151)黑格尔的概念常具有一种歧义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往往是在多个层面上使用概念的。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常识来理解黑格尔的“诗”与“散文”的意义，而只能深入到语境中分析它们的用法。 在《美学》中，“诗”与“散文”的用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一种艺术类型或文体形式；(2)一种思维和把握世界的方式；(3)一种气氛和态度，包含着对世界和时代的价值判断。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用法。黑格尔把“诗”分为狭义的诗歌和广义的普遍性的“诗”即艺术。从艺术精神的视角看，诗作为一种观念性较强的艺术样式，它“比任何其他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4](P.14)因为，它“可以用一切艺术类型去表现一切可以纳入想象的内容。本来诗所特有的材料就是想象本身，而想象是一切艺术类型和艺术部门的共同基础。”[4](P.13)在这个层面上，诗，作为有机性的整体，基本上可看作艺术精神的代表。我们说“诗”与“散文”世界的对立，或“诗”对“散文”的克服，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使用的。但是，从艺术史的研究视角看，即，为了把握绝对理念，从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展开的需要看，较早出现的诗又必须放到第三种艺术即“浪漫型”内，尽管在次一级的层面上，诗的发展也经历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个阶段。同时，在浪漫型艺术内，作为语言的艺术，诗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它既能像音乐那样表现主体的内心生活，又具有绘画那样展示客观世界的定性，是内在的主体性与外在世界的定性的统一整体。因此，它是更高阶段的结合，是把精神直接表现给精神自己看。在这个意义上，狭义的诗与广义的诗是相通的，都是艺术精神的写照。与古老的“诗”相比，在思想和语言上都较成熟的散文是“英雄时代”终止的产物：在那个时候，生活的明确性和法权社会的教条性以及人的“知解力”都开始出现。如果以历史写作和演讲术为范例，那么散文与自由的艺术具有极大的不同：(1)历史写作因为要如其本然地反映现实，往往受到具体情境的限制和偶然性的干扰；自由的艺术，为了把握普遍精神，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扬弃，形成普遍性(universal)与定性(particular)的有机整体。(2)演讲术无论在现实材料的使用上，还是在语言修辞上，都是服务于外在的实践目的；自由的艺术，是意义与形象、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具有独立自足性和自在自为性。艺术要成为艺术，必须克服散文的散文性，即，定性与普遍性、目的与手段的分裂。 第二种用法牵涉到对世界的把握与认识。在这个层面上，诗与散文的区别是两种思维方式或认识方式的差异。不过，诗性思维包含着两个本质相同，又相互差异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古老的维柯意义上的“诗性的玄学”，“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5](P.161)不同的是，黑格尔更强调意义与形象、内容与形式的原始的、未经分裂的统一性，即，“真正灌注生气的灵魂”作用。另一种是“在散文的生活情况和语言都已完全发展成熟时发展出来的诗的掌握和语言”。[4](P.22)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后一种，为了揭示它的本质，并与前者相区别，把它命名为“辩证的想象”。“想象”在康德那里叫“想象力”，是先验的综合感性形象与语言的能力，是艺术之为艺术的动力机制。同时，它又是“辩证”的想象，是对原始“诗”的直接性和散文意识的片面性的“扬弃”，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现实现象本身中的和解”。[4](P.24)“辩证的想象”与诗性思维一样，“把它所掌握的一切都纳入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通过“形象和语言”的“制作”展示存在者的认识与阅历。[4](P.21～22)但它克服了前者的直接性与自发性，克服了散文意识的相对性与依存性，具有“对事物的内在理性和意义的洞察”，[4](P.23)这是前者所不具备的。 与诗的观念方式不同，“散文意识看待现实界的广阔材料，是按照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以及有限思维所用的其他范畴之间的通过知解力去了解的关系，总之，按照外在有限世界的关系去看待。”[4](P.22)它往往把现象与规律、特殊与普遍割裂开来，把一切存在和发生的事物看作纯然孤立的现象，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本质。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僵化、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当人们用这种思维分析世界与社会时，他看到的只能是孤立的“对象化了的(objectified)”世界和同样孤立的“碎片化了的(fragmented)”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他看到的不是活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即，显现出独特的意义丰富的灵魂，而是死的物。 如果说，第一种用法是名词性的，第二种是动词性的，那么第三种用法则是形容词性的。比如：英雄时代的生活是“诗意的”；我们现代的世界精神是“散文气味的”。就一般的世界情况而言，前者的世界是有机的、活的整体，后者是枯燥的、分裂的世界；前者是实体化了的意义的世界，充满了生气，而在后者，一些普泛的形式、规律、职责和权利，成为生活的准则，流于僵化和教条。从特定的生活情境看，英雄时代的人们是独立自足的、自由的、自我决断的，我们的现代人却受制于文明制度的束缚，具有个别客观存在的依存性与有限性。现代人不仅与世界对立，而且内在的情感与意志、感性与理性也是对立的。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毫无居家的感觉。每个人对于他人都是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黑格尔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