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格批评思想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益荪 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 成都市 61006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拉法格的文艺理论有两大贡献:其一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一种新的文艺社会学方向;其二是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新思路,即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为这种思路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这两大贡献都有着重要意义,后一贡献甚至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绝响。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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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仔细研究保尔·拉法格(1842~1911)的不多的文论遗产之后,我们完全同意罗大冈同志在《拉法格文论集·译后记》中所作出的论断:“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却标志着文学评论上的革命,文学研究上的一个新方向的开始”。

      那么,这一“革命”,这一“新方向”,其具体的表现和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拉法格的文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一种新的文艺社会学的方向;其二是拉法格在他后期的独具一格的、也是最重要的文论著作《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中通过对大革命前后法国语言,主要是文学语言变化发展过程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从而提出了文艺研究和批评的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批评的又一新的方向——语言学分析的方向。

      拉法格的这两点贡献,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后一点,甚至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绝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语言自足论”、“语言本体论”、“语言学转向”、“批评的人文复归”等一浪接着一浪的思潮喧嚣声中来重新审视拉法格的文论遗产时,不能不对这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睿智和深刻的预见性感到惊讶和敬佩。拉法格不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思维最为活跃开阔的、最富于独创性的杰出理论家和批评家。

      (一)

      拉法格的文论都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即他并不是像持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把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背景、框架,作为分析研究的起点,来达到对具体作品或现象的阐释和说明。正巧相反,他的思路和方法是通过对具体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来说明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状况,特别是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状况。换言之,拉法格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落脚点不是文艺本身,而是文艺所反映出的那更为丰富、复杂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他要说明的主要不是文艺,而是社会和历史。

      正因为如此,所以拉法格对文艺自身的形式技巧等关心得不多,他主要关心的乃是文艺作品或现象在思想内容上的蕴涵和张力。在拉法格的文论中,真正的内容是社会生活,而文艺只不过是它的缩影和形式。这一文论所着重探讨的乃是如何通过对作为形式的文艺的内涵和张力的解析去把握特定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严格地说,拉法格更主要的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文论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文艺为中介、手段和出发点的社会研究和社会批评,走的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文艺社会学的路数。他的文论的强有力之处在于此,其不足和局限也在于此。

      让我们以他对左拉的评论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左拉,对自然主义文学是持否定态度的。实际上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拉法格就对左拉以及左拉所代表的创作原则作出过极高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巴尔扎克。

      在拉法格看来,左拉的创作当然是有缺陷和毛病的。他的观察是“草率的”、“走马看花拟的”;他追求一种冷漠无情、铁石心肠的“局外人”的创作视角和心态;在描写情欲的强大力量方面他不如巴尔扎克;“在描写的艺术中他不如都德,在心思细巧方面他比不上阿来维”;他还经常增加“无数的”媚俗的描写,为的是让作品得以畅销再版,等等。而最为严重的则是,他追随龙勃罗索的庸俗定命论的“犯罪的人”的理论,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了许多并非科学的“病理学方面的想入非非的东西”。但尽管有这些不足,拉法格仍然称左拉是“一个革新者”,认为他理应“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从左拉的作品中可以相当真切和精细地看到鲜明地区别于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图景。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巨大的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还没有“巨人式的商店”,“雇佣男女工人多到像整个民族似的纱织厂、织布厂、炼钢厂和高炉”,还见不到“一手操纵几千万、几万万法郎的金融组织”,所以,“那时的生存斗争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并不使人堕落,而是在人身上发展某些品质:勇气、毅力、智慧、注意力及预见、有条不紊的精神,等等”。“那时人们进行的生存斗争很像野兽之间的生存斗争,它们用爪、用牙、用敏捷和狡猾打败对方”。正因为如此,所以巴尔扎克“描写了仅仅依靠自己的体力或智力彼此斗争着的人们”。

      而在左拉的时代,“生存斗争获得了另一种性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相结合,这种性质越显得狠辣和尖锐。个人之间的斗争被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所代替。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经济机体的像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之前消失了。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被抛掷、摇撼,像皮球似地四面抛来抛去,今天站在幸福的高峰,明朝落入万丈深渊,像一根麦秸似地被卷走,他自己即使有智慧和精力,也不能稍微抵抗一下。经济的必要性压碎了这个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踹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使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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