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43(2004)02-0090-03 1.0 概述 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兴起的叙事学理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登陆中国，90年代中期以前达到高潮，连续翻译出版了国外经典的叙事学著述，包括韦恩·布思、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华莱士·马丁、里蒙－凯南、米克·巴尔等。同时国内外学者借鉴相关理论，也展开了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如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开始，国内有关叙事学研究的专著（或译著）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各重要的外语学院学报、文学评论刊物对叙事学的兴趣却逐渐增加，表明这一阶段的叙事学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介绍发展到了实际应用。 从世界范围看，80年代西方叙事学研究其实正在经历低潮，盖因各种新潮的文学（文化）理论对传统叙事学研究形成了严重的挤压，使之几乎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但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开始了“复兴”之路，它“借鉴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将原来单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y)变成了复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赫尔曼，2002:15）。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叙事学是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融合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刚刚完成经典叙事学基础理论铺垫的中国，又要面对新研究形势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对近期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性总结，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盲点”），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找到方向。 2.0 近3年中国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如前所述，从1999年开始，国内出版的叙事学专著很少，但各外语学院学报和文学评论刊物上刊载的叙事研究文章数量相当多。用于本次抽样的刊物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外国文学研究》（武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文学评论》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十份刊物，它们基本代表目前国内主流的同类刊物。 从1999到2002上半年三年多时间内，以上十份刊物共刊载叙事学相关文章40篇，其中理论分析l0篇，个案研究30篇，分别占25%和75%。各年份相关文章分布情况见表1。很明显，从1999到2002年叙事学的研究兴趣逐年增加，仅2002年上半年，相关研究文章就达到了12篇，其中理论分析的文章也达到了3篇，比2001全年还多，这也是叙事学研究在中国开始“复苏”的迹象。 总体来说，1999-2002年期间，关于叙事学的理论探讨不够热烈。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尽管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期叙事学正处于研究转型期，但中国还处于对传统叙事学（或曰经典叙事学）的消化和应用期。在所有属于理论探讨的文章中，4篇是评介性的，4篇是对传统概念的反思和争论，1篇是综述性的，如表2。 评介性的四篇文章中，李建军对韦恩·布斯的经典著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进行了评论(2000:38-42)，对布斯关于技巧与修辞和道德的关系论述做出了肯定的回应。殷企平基于伯纳德·伯贡齐1972年发表的《小说的状况》(The Situation of the Novel)对其小说叙事理论进行了评介(1999:66-69)，认为后者对“叙述者的人称、戏剧化处理以及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伯贡奇将第一人称叙事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相机式”(the"camera eye"mode)，指“叙述者仅仅是个超脱的观察者；他记录下自己周围发生的事件，可是他自己的个性却深藏不露”；另一类是“传记式”(the"autobiographic"mode)，指“叙述者积极地卷入了整个故事，而且常常是主要人物；他所经历、记录或回忆的一切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这大体相当于热拉尔·热奈特所作的同故事和异故事之分（热奈特，1990:129-130）。张和龙则对戴维·洛奇的小说批评理论进行了评述(2001:65-71)，并指出，戴维·洛奇的小说观念中，既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观点，也有解构主义的观点，同时还关注了读者反应和作品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中所缺乏的。此外，陈永国等对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进行了评介(2002:42-46)，认为可以将怀特的历史诗学看成是叙事理论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尝试，反过来，它又拓展了叙事研究的视野。 表1 1999-2002叙事学研究文章数量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