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4)01-0001-05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如果从20世纪的20年代算起，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从20年代至1945年是一大阶段，1945年后是一个新起点。它经历了在异民族统治下艰难起步的40年代、文学独断与独霸的50年代、向西天取经的60年代、左翼文学论抬头的70年代。下面分述80年代至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概貌。 多元文化激荡的80年代 随着强权政治逐渐瓦解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松绑，尤其是党外政治势力集结的合法化，80年代的台湾文学由社会的多元走向众声喧哗。 首先是大陆30年代作品不再明令禁止。它在民间自动“解严”后，中断了30多年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终于重见阳光。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本土文学也有了较宽阔的生长空间，他们不再用“乡土文学”指代“台湾文学”，而名正言顺地举起了“台湾文学”的旗帜。但这里仍埋伏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台湾文学”是用特殊含义的“台湾意识”写成的作品，还是“台湾文学”其本质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1981年1月，詹宏志在为《联合报》获奖的两篇小说作品而作的《两种文学心灵》[1]中，依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不能与母体中国文学割裂的看法，认为台湾文学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作品，就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这种看法未承认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几百年的事实，因而遭到认同台湾文学“自主性”的南部作家彭瑞金等人的激烈反对。1982年创办的本土文学刊物《文学界》，便凝聚了南部作家的这种共识，把重点放在如何从创作到理论确立台湾文学的自主性上，以“谛造中国文学之外的独立的台湾文学”[2]，其分离主义色彩已昭然若揭。不过，被台湾意识主宰的南部作家与中国意识强烈的北部作家，还没有酿成激烈的冲突。这从1982年3月因陈若曦由美返台举行的一场南北作家座谈会，没有出现唇枪舌剑的场面，只在一片难堪的气氛中结束，便可看出这一点。 1987年7月，随着持续30多年“戒严令”的解除，以及党禁、报禁、戡乱整治条例、检肃“匪谍”条例的废除，台湾的政治生态有了急剧的变化，一批反思和重新评价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历史情境的作品应运而生，“政治文学”由此掀起了解冻时代的批判浪潮。弱势人群的人权文学，也表现了农民、工人、渔民、老兵、妓女、原住民贫困悲惨的生活，充分体现了作家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时期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原住民作家。他们的作品水准不高，但在厘清原住民文学观念、建构其理论体系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此外，还有女性文学、环保文学、母语文学的兴起。这里说的“母语文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它是对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管制文学及民众日常语的反弹。不过，在反弹时走入了另一极端，使这些所谓“台湾话文”无论是本地人更不用说外省人读起来均如嚼鸡肋。 在80年代的台湾媒体中，本土派刊物共有三种，其中前面提及的《文学界》杂志在鼓励文学评论，发掘台湾文学史料——尤其是40年代后期的资料准备方面做出成绩。由于《文学界》同仁的这种努力，再加上受大陆学者编撰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的刺激，叶石涛终于写出了《台湾文学史纲》[3]。比起1977年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4]来，叶著时间跨度更长，即从传统旧文学一直写到80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它不再以中原史观来诠释台湾文学史，而是以“本土化”和“乡土化”去描画台湾文学的图谱。作者在“史纲”研讨会上自称“是站在现代台湾人的立场，是以80年代台湾文化人的立场来看台湾文学的”[5]。这里讲的“现代的台湾人当然是指在台湾的中国人，里面包括了很多种族、多元化的思考形态等”[6]。正因为是“现代的台湾人”的立场，所以著者力图为台湾文学追源溯本，阐明台湾文学的精神传统，尤其是“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7]正因为“现代的台湾人当然是指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以作者没有忽视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传统，认为“台湾新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及其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性格。这种“台湾人”的视角同时又不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使“史纲”遭到“分离主义的文学史”或“大中华沙文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 随着本土文学思潮的高涨，6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在8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颜元叔这样聪敏过人的批评家，也由于诠释杜甫诗出现两处硬伤，被徐复观等人嘲讽、攻讦（注：1977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人间》发表读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因背错两处地方招来徐复观等人在《中国时报》著文抨击。），只好“提前下场”。这时虽然有畅销书《龙应台评小说》[8]去为“新批评”注射强心剂，但这丝毫无法挽回“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独占文坛的局面。随着新批评霸权地位的颠覆，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解构学、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及心理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批评派别。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引进。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9]，虽属翻译介绍性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描绘了当代西方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后现代地图，因而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根基。如廖炳惠在学术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成为台湾文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就与罗青的拓荒有关。 80年代的评论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为走出“新批评”的误区，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加强评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评论者所沿袭的仍是主题批评的老路，不过多了点政治思想内容的分析。其评论的长处在于不再把文学看成是艺术形式，而是视为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统一；其短处是其依附的政治因人而异，因而难免成为某种政治派别的宣传员。二是强化评论的思辨性。他们“拿来”西方流行的哲学评论模式，企图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理论。其特点是以哲学、心理学作支撑，着重探讨语言的本质，摆脱评论成为创作“寄生物”的处境。如在诗评方面，有人在探索诗语特征时渗入意识形态，就有一定的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