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鸟瞰 2003年的文学创作，虽然少有文坛内外一直拍手叫好的重磅力作，但在各个创作门类和各式体裁里，都不乏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佳作力构，并经由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创作追求，表现出了某种值得人们关注的新的倾向。 在小说创作方面，中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些作品，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写他们在变革时期的个人生活的艰窘，写他们在艰窘现实中对于理想的寻找，对于精神的坚守。如《寻找妻子古菜花》（北北）、《我们的骨》（陈希我）、《包工头要象鸟一样飞翔》（孙春平）等。这样的作品仍带有很强的写实性，但却在因精神内涵的高峻与独到，读来让人既感亲切，又感亢奋。写实性的作品，在过去往往成为庸琐生活的翻牌的现象，在2003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应该是个可喜的迹象。长篇小说方面，当人们只为《白豆》（董立勃）、《扎根》（韩东）、《放下武器》（许春樵）等作品眼睛一亮，心里不免为沉寂的上半年暗暗着急的时候，下半年接踵出现了《青狐》（王蒙）、《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百草山》（李西岳）、《士兵》（兰晓龙）等力作；而到年底，血肉饱满的《受活》（阎连科）、《水乳大地》（范稳）又相继而至，让人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惊喜。《受活》和《水乳大地》已在评论界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立足于本土经验的文学想像的力作。有趣的是，长篇小说在2003年的“市场化”运作，同样惹人眼目。先是有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因书名的过于“市场”而引起争议，但在争议声中作品的印数不断上升；后来又有刘震云与同名电影同步上市的《手机》，先是观众与读者在两相比较中说长道短，后又引来据说遭到影射的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反唇相讥；《手机》也是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争议声浪中，印了又印。 2003年的散文，依然是生活的五行八作的心灵感应和文学写照，而在“怎么写”上，写实性的，思辨性的，随想性的，意绪性的，都应有尽有。但总体来看，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散文”写作，作为一种倾向似乎更为突出一些。这不仅表现在职业作家中有较多的人投身于此，而还表现为业余作者中有不少的人也热衷此道。前者如《在河之南》（郑彦英）、《用破一生心》（王充闾）等，后者如《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凡圣之间》（易洪斌）等。这些作品既以深入的发掘、独特的体悟，触摸了中华文明的浑厚人文经脉，也以宏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大散文”在散文领域愈成气候和愈见光彩。 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有着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传统。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恰恰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因此，我们从《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忧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这是一部以作者之良知唤起更多人之良知的心血之作，它让人们看到了农民的种种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坚韧又缓慢的渐变。在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从毛泽东、宋庆龄等伟人，到巴金、金庸等文人，都有不少传记类作品出版。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赏的，可能还是杨绛的《我们仨》。这部作品由“梦想”与“现实”两部分，写出了钱钟书一家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也显出了作者以枯淡写绵长的不凡功力。 诗歌在2003年，显得格外活跃。这种活跃不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写作”与“平民写作”这两种完全可以并存的倾向的说长论短上，而是表现于主题征稿、女性写作、民刊复办和诗歌大展这样的有关创作的实际活动的纷至沓来上。像民工讨薪、“非典”侵袭、美伊战争、孙志刚事件这些现实的国内外事件，都在2003年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关注。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但网络文学在2003年，在涌现新人和出现新作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现象可圈可点。颇受关注的王小山的《我亲爱的死鬼》和苏昱的《上海夏天》，前者是作者对既有经典的个人解构，后者是作者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一次仿写。可称为亮点的，可能还是年底由门户网站“新浪网”主办、“榕树下”等协办的“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 二、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叙事的变异”、“文学的想像”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的，是由刊于1月23日的《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引发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