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6-0044-08 朱立元：这几年中国的学术界围绕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代性问题跟现代化，跟中国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人文社科领域许多学科都在关心这个问题，这应该是跨学科的讨论。这几年文论界、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心，因为它与审美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联系。《读书》杂志比较早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汪晖等学者写了比较多的文章，并由此问题切入，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新左派。我想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与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这些方面的相关性展开讨论。讨论要有个切入点，要有个有代表性的对象文本来讨论比较好，这个文本就是杰姆逊。杰姆逊去年8月份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当时在《文汇报》发表，取名叫《现代性的幽灵》。这个讲话发表以后，引起了学界比较大的反响。《社会科学报》前后发了4期，围绕着杰姆逊的讲话展开了讨论。《现代性的幽灵》照王逢振的看法，实际上是杰姆逊一部新著导论的一部分，不是很完整的。新书的名字叫《单一的现代性》。导言相对完整地刊登在《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在今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我还看到了杰姆逊在北京的一个演讲，也是围绕着现代性的，好像讲演的角度有点不同，也是他这本书里的一部分。讨论中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当然大部分还是文论界的人们在搞，包括部分海外学者。我想这些讨论还是刚刚展开，还不是很深入。我们今天也不可能马上转到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关系角度上。杰姆逊本人最初还是以文艺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当然他们已经超越到跨学科的意义上了。我们今天以杰姆逊为研究对象，最终还是要延伸到美学、文艺学研究中来。当然不一定马上涉及这一点。我们就围绕着杰姆逊的看法和其他学者的观点，谈谈我们自己的意见。 王建疆：“现代性”按杰姆逊的说法，“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虽然他并未言及“现代性”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但我明显地感觉到，“现代性”一词对于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权的、文化的、学说的、事件的依附性，表征众多不同含义的特点，使它自身充分地享有了德里达式的差异性和延缓性，成为一个无中心意义的痕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延或分延的过程。杰姆逊的文章没有直接这么讲，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我认为杰姆逊在《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中所言，并非什么现代性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是说所谓现代性根本就是一个无内在统一性可言的指称，是由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所改造、所塑造的异延和痕迹。它是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性”一词的不断的、多种多样的“重写”，是在历史本义（如果还有这种历史本义的话）基础上的不断生成的“转义”。总之，杰姆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现代性的。“现代性”一词在杰姆逊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家族相似”的“意义共同体”而已，很难有确定的中心意义。杰姆逊对现代性这一“不可被表述”的词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学的表述，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解构，而且还因为他对自己惯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运用生产关系学说、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的背离，也使他自己的学术范式被解构，陷入异延。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力量，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它是处在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而形成的一种警醒。由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在发展级次上的巨大差异，才会产生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杰姆逊的话语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是批判后现代性。2002年7月杰姆逊来上海作的学术演讲，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从中国学者的讨论看，争议甚至愤怒主要源于误读和期望的破灭。我觉得在里面有某种误读的现象。杰姆逊演讲的题目The Regression of Current Ages从字面上或是内容上都应译为《当前时代的倒退》，王逢振也持此看法。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杰姆逊是站在已高度发达了的现代化社会的立场，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审视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这次来中国，他的意图可能就是要与中国学者靠近一些，来共同检讨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反思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何来后现代问题可言。因此，从已经置身于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语境中拔出脚来回顾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当前时代的倒退”，这对一直探讨跟现代性有关的时间问题的杰姆逊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却被译作并进而理解为“现代性的幽灵”，则显然是一种误读。应当看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于，东方正在奔向现代化，而西方却在“去现代化”，在后现代的阶段上庆祝自己的胜利了。“当前话语”即是回到西方早已经过，而东方仍在奔赴的现代性。正是这种时间差导致了杰姆逊所说的当前时代的倒退。 杰姆逊在他的演讲中讲得很清楚，不管有多少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但终究这所有的现代性都附属于“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说穿了，所谓现在时态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是技术和资本、金钱、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的异化性。“现代性”几乎从无中心的异延成为一个确定的核心，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殖民化。无疑，杰姆逊在这里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意义中心与去中心、差异与同一的矛盾。但杰姆逊研究现代性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种似乎已经过时了的现代性，指出它的资本主义统治性，说破现代性的神话，因此，他为他自己所批判的现代性赋予了确切的含义，从而在解构之后又重新确立了意义中心。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会带来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和资本普遍殖民的论断是缺乏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的。任何文化主体都有充分的权力和理由选择自己的现代性，而不一定要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同化或替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话语体系，就是这种文化现代性自主选择的最生动的体现。虽然，这种话语体系到底能否破除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仍然是一个历史悬念，但话语场的不同，毕竟是现代性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性主体立场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