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教育是20世纪70年代从北美兴起的一种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思潮，后来传播到亚洲、大洋洲等地区，对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 一、全人教育思潮的源起与发展 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全人教育的一些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自由教育论在本质上体现了全人教育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利诺、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谟等从提倡“人性”出发，也将人的身心或者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也是人的天性和最重要的权利，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儿童生而具备的自然性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培养自然的人（亦即自由的人）。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成为全人教育理论的肥沃土壤。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洪堡提出了培养“完人”（vollstandige mensehen，又译“完全的人”）的教育培养目标。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坚持教育要培养“基督教绅士”，约翰·亨利·纽曼声称教育培养具有智力发达、情趣高雅、举止高贵、注重礼节、公正、客观等优秀品性的绅士，也都属于全人教育的倡导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教育之父帕克和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反对用外砾的目的要求儿童，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儿童经验的改造，倡导儿童中心主义，要求教育尊重儿童的本能和兴趣，在生活中、在活动中发展儿童的潜能和创造性。20世纪20-30年代，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最充分发展，培养完人(perfect man)、完整的人(a complete human being)、自由的人、作为人的人，而不是片面发展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潮，为全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源泉。马斯洛认为人的发展不仅包括知识和智力，而且包括情感、志向、态度、价值观、创造力、人际关系等，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整体发展，在于促进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和内在潜能的充分实现。罗杰斯主张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所谓完整的人，是指“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他们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认知的方式行事”。[1]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在他创建的玉川学园倡导全人教育。他说：“我衷心希望培养出真正的人，培养出至为普通、毋宁说至为平凡的人，培养出费希赫特所说的‘文化人格’(kulture charakter)、中世纪以后伊拉斯谟或路德或加尔文所要求的‘全人’(Homototus)。”[2]他认为教育的理想在于创造真、善、美、圣、健、富六项价值，也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六个方面得到均衡、和谐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生态学、整体论、永恒主义哲学、批判理论的基础上，一些激进的教育家继承并发展了人本主义学派的教育理想，发展出以“人的整体发展”为宗旨的联结与转化学习理论。在70年代末，全人教育的主要倡导者隆·米勒(R.Miller)正式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1988年，隆·米勒在美国佛蒙特州布兰顿市创办第一份以全人教育为宗旨的专业期刊——《全人教育评论》(Holistic Education Review)，后来将刊名改为《交锋：寻求生命意义和社会公正的教育》，以期把全人教育运动引向一场教育改造运动。1990年6月，80位支持全人教育的学者在芝加哥签署《教育2000：全人教育的观点》(Education 2000:A Holistic Perspective)，提出全人教育的十大原则。这标志着全人教育从一种温和的教育思潮走向一场激进的教育改造运动。 全人教育的思想也传播到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加拿大多伦多市翁特里奥教育出版社研究所的约翰·米勒(John P.Miller)，1988年出版《全人教育课程》一书，成为加拿大全人教育运动的旗手。墨西哥籍学者雷蒙·加力格斯·那瓦(Ramon Gallegos Nava)的《全人教育：普世之爱教育学》在西班牙语国家有着较大的影响。日本学者吉春中川(Yoshiharu Nakagawa)师承隆·米勒，先后出版《觉醒教育：东方视野中的全人教育》和《培养整体性：精神教育的视角》等著作，以东方文化中的忍、无、理、道等概念和静坐、冥想等东方式的方法论，探索西方全人教育，在全人教育界引起不少关注。澳大利亚学者D·杜特(D.Dudty)和H·杜特(H.Dudty)主编《全人教育：澳大利亚的探索》，在澳洲燃起全人教育之火。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一些学者也尝试发掘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全人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