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4)03-0017-05 一、美国公共教育由于研究遭到的责难 众所周知，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遭到了许多责难与攻击。这些责难与攻击有来自全国委员会的、大众媒介的、专业团体的，也有来自个人的。（注：1950年前后，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联邦政府将教育视作赢得美苏军备竞赛、保持美国科技领先的重要手段。这时的美国公众也开始要求学校教育提供比较高水平的教育来提高自身素质和生存能力。但人们似乎发觉现存的学校教育质量低下，问题众多。史密斯的《狂热地教学》(1949)、贝尔的《教育中的危机》(1949)、林德的《公立学校的大话》(1953)、贝斯特的《教育的废墟》(1953)、史密斯的《萎缩的心智》(1954)等著述都强调了美国公立学校的盲目性和没有效率。1957年前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更引发了美国政府及民众对学校教育的批评与指责。）这些攻击有学校教育内部自发产生的，也有社会外部推动产生的，还有政治领域的介入产生的。 自从1966年“科尔曼报告”（注：科尔曼报告的名称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该报告认为，教育中有五种类型的不平等：社会投入不平等、学校种族构成不平等、学校特点不平等、学校对相同能力和背景的个人产生的教育效果不平等、学校对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个人产生的教育效果不平等。）出台以来，教育研究者们便开始通过实证研究来收集大量的资料，以此考察学校教育的局限性，而不是去发掘学校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潜力。加纳·迈雷戴尔(Gunnar Myrdal)指出，社会研究的方向及结论“通常来自主宰我们社会生活的政治利益”。[1]因而，人们发现教育研究者们总是蜂涌而至去创造统计资料和统计数据，以此来揭示公立学校教育不是处于“贫血”状态，就是处于“残废”状态了，甚至更加危言耸听地抛出“我们所有的公共教育系统正趋于土崩瓦解！”的口号。[2]对于许多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统计资料似乎标志着公共学校教育已处于瘫痪状态。迈雷昂·里伯曼(Myron Lieberman)的研究甚至走得更远，他把199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定名为《公共教育：一具死尸》(Public Education:An Autopsy)。对公共教育作出这样一个死亡诊断的做法，正如迈雷戴尔所认为的那样，文化背景和政治形势常常会诱使研究者们采取投机性的做法，使其研究结论与政治或文化偏好相吻合，从而形成自己选择的研究方法，打造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模式和理论，创设为观察而观察的方式，然后提供与政治、文化合拍的研究结论。迈雷戴尔认为这是研究工作中的制度偏见，更为甚者，这是人为制造的计算机般的研究程序。[3] 近年来反映在美国《教育研究者》杂志上的一些研究文章，基本上是建立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端基础上的。比如说1994年4月和5月该杂志刊登的《金钱重要吗：不同的学校投入对学生产生结果的影响的元分析研究》和《金钱在一些地方重要：对赫奇斯、莱恩和格林沃德的回应》两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对教育中定性与定量研究之争端的解决，杜威早在1929年在其《教育科学的资源》一书中主张：所有的良好研究必须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定性观念基础上的，当调查的问题缺乏普遍的意义时，无论怎样细腻的统计措施都是毫无科学价值的。当然，对于非统计性的研究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无论你做得怎样精彩，也难以显现出什么科学价值来。 二、对社会科学研究要承担社会责任之伟大传统的抛弃 撇开把社会研究人为地分为定性与定量两大阵营的问题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似乎抛弃了迈雷戴尔所谓的“社会科学的伟大传统”：即社会科学家对公共教育承担着直接和间接的责任。[4]社会科学家们不仅把自己对公众教育的责任扔得一干二净，而且还把研究关注点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的局限性上面。比如说克里斯托夫·詹克斯1972年出版的《不平等：对美国家庭与学校教育影响的再评价》，引发了许多关于“非学校影响”的研究。詹克斯的研究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认可，尼克松总统的学校财政委员会也使用詹克斯的著述来为其有关处境不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观点辩护。詹克斯在《不平等》中有这样的观点：就学校财政而言，我们极有可能已经开支过大，事实上，学校的财务开支好像对学校成就并没有根本的影响。有人认为詹克斯的这个发现是众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5]有谁能够想象得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居然进行这样的研究：大学教育并不会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变，因此，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也许太多了。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大学教育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是积极而巨大的，因而政府应该保证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拨款。[6] 就像迈雷戴尔对“非学校影响”研究所期望的那样，他评价说“圣经中所讲的‘他寻找，他便找到’是真理；如果科学家寻求还不存在的东西，他将会发现它的。只要实验证据不充足，他就会使用逻辑来扭曲事实”。[7]在寻找不存在的研究问题这个问题上，一位幽默大师曾警告说，你不能通过拍摄鸭嘴兽没有在下蛋，便以此去证明它不下蛋。难怪，在非学校影响的研究中，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变量无法自圆其说，研究者们还是要把其作为对学校影响的对立面提出来，他们通过找不到证据的方式来证明所研究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金钱重要吗”一文中，提出金钱重要吗？去问你的亲戚、家人、邻居、银行家、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吧！可就是没有提去问问五角大楼里的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詹克斯的《不平等》问世之后，过了22年后的1994年，人们依然还在对中小学教育中金钱是否重要的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个研究问世的时候，还有研究表明（即前面提到的“金钱在一些地方重要”一文），资源投入与教育结果两者是呈正相关的，这对每一个老师和家长来说，已是不争的常识了。然而，当缩减教育开支成为一项政治政策时，研究者们便只有努力去寻求机会为自己获取资助了，只有通过摧毁传统智慧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