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1 —0032—06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中，新旧德育观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博弈，互不相让。此时，西方近代德育观念已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陆续引入，进行着不同程度的“中西汇合”之本土化阐释，并得到广泛传播。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德育观则由于满足了当时最高统治层的需要，自然成为清末学校德育变革的主角，甚至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回光返照，但终因其落后于时代潮流而被挤出历史舞台。阐述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决策主体相互竞争的戏剧性博弈过程，对理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育生成和当代德育改革不无启发。 一、民族危难中旧学批判与西方近代德育观念的本土化阐释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民族双重危机的序幕。面对强大的外力冲击和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国人最初的选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和兴办洋务事业，企图在不变更传统“伦理”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器物变革，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和自然科学。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却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民族危难情绪顿时弥漫全国。有鉴于此，维新志士们在创巨痛深之际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中国传统伦理教育观念，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思，由“器”入“道”，致力于西方近代德育思想的导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融通。 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深知包括德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在其维新变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政治变法不得不培养变法人才，而为了培养变法人才又不得不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教育及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批判。在他看来，“理者，人之所立”，只存在“人理”，并不存在“天理”；相反，“欲者，天也”，人生而有食色之欲、喜怒哀乐之情，倒是十分正常的。因此，为学治教当顺其欲而导引之，不是“穷天理，灭人欲”，而是要自“天欲而人理”[1](P197)。强调“天欲”的自然本性与“去苦求乐”的主体需求乃是后天教育的理论基础，主张以西方近代自然人性论去抗击和否定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道德本性论。为了让国人能够尽快地接受西方近代德育思想，康有为十分注重通过托古、比附的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例如，对于博爱，这一广泛流传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康有为直接将其等同于孔子的“仁”，称“博爱之谓仁”[2](P85)。反之，不仁则必背人道而残害天下；对于自由，康有为把它与子贡所言进行比附，说：“子贡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2](P61) 在这里，他突出了自由的权界，既注意到与儒家的思想沟通，又把握住西方自由精神的深刻内涵；对于平等，康有为干脆把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几何公理”——“平等”精神归功于孔子，直呼“孔子创平等之义”[3](P144)，企图把孔子改造成专制主义制度的改革先锋，以期为自己的维新变法张目。 与康有为齐名的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梁启超，他不仅全程参与了维新政治变法，而且在变法失败后仍然醉心于西方近代伦理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有些见解甚至比乃师更进一步。以“自由”为例，康有为习惯于把它论证成儒家思想所固有，且担心自由过度而酿成惨祸，故时有托古改制之论。对此，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渐起疑窦，并因此在思想上与乃师决断。在他看来，不受“三纲之压制”，“不受古人之束缚”，还人以堂堂正正的“为人之资格”，才是真自由。他说：“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4](P137—138) 除自由外，梁启超对平等、独立、竞争、利己等西方近代伦理观念也都一一予以讴歌、阐发，并注意返观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且与之调和融会。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其理想中的“新民”人格。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4](P211) 无论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还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都堪称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他所极力阐发的“国家意识”、“公德”、“独立”、“竞争”、“进取”、“冒险”等新人格素质，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而且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德育观念的推陈出新。 作为维新阵营中的激进人士，谭嗣同有着侠客般的鲜明个性。他不满于洋务派所谓“道”不可变的“中体西用”说，以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仁。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5](P97)？在他看来，如果变法不能触及“三纲五常”，便是没有击中要害。为此，他决心要冲决包括“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在内的一切束缚人的封建教条，大胆宣称：“二千年来之政治，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6](P337) 强调“大盗”与“乡愿”互相勾结，致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谭嗣同通过创造性的中西伦理会通，大力引进西方近代伦理精粹。他认为，原始儒家的核心观念“仁”，是“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6](P291)。在他看来，层层笼罩的“上以制其下之封建网罗致使人与人之间否塞不通，其“惨祸烈毒”令人不寒而栗。职是之故，他力图重建“仁”学精神，希望通过“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的理想社会构建，去召唤其心目中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