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日教育交流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7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6—0076—05

      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作为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为足不出户的闺阁式教育；教育内容也均以儒家“三从四德”的品德驯育为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日本的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模仿中国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两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两国的女子教育出现了不同的态势，形成了客观上的势差。这种势差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女子教育模式输入与输出的客观基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的学习日本的热潮中，通过教育交流的渠道，处于高势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制度通过大批东渡游学的学生、一些前往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本教员等传播至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础。本文着重探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给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势差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后在教育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与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所谓“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使得日本女子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1]。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许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上的势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内两国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发生的年代进行对照列表（见表1）。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九项事件中，除了教会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比在日本要早约26年外，其余八项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国发生。中日相同事件间年差最大的为43年，最少为7年，平均年差为26.5年。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女子教育发展的实际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女子教育的确已经不再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昔日从中国引进女子教育思想与内容的日本，到了19世纪末，其女子教育发展已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

      在几千年自我封闭式社会中，中国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闺阁式”教育。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无可抗拒的变化，女子教育也开始了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2年不分性别的学制之确立作为整个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主要阶段的话，那么应该说在此期间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对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为强烈当属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着重从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将日本的女子教育发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自己的所见所思，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许多留日学生迫切感到中国应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通过报刊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国民教育，视人才教育尤重，无一人不为国民，即无人不当受国民之教育”。大胆提出要重视女子教育，解放妇女，使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1] 它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是普及女子教育，认为：“中国女子不受教育，责在男子；农工商而不受教育，责在士林；士林而不备普通教育，责在乡先生；乡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针，责在留学界。”[1] 一些女留学生更是现身说法，呼吁中国也应提倡女学。曾于1904年留学日本的秋瑾，通过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发表演说等形式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她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号召二万万女同胞进学堂求学，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自己养活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还把女子受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她说：“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2] 她把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