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4)01-0032-07 学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学校教育的根本大法。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设置和规章制度的拟定都要以学制为准。 1904年1月13日颁行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系统——《癸卯学制》，迄今为止，面世整整100周年。在这100年间，中国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癸卯学制》记载着中华民族为摆脱屈辱而进行“教育救国”的心路历程，记载着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艰难的一步，它是几代志士仁人努力的结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块里程碑。 一、《癸卯学制》的诞生 《癸卯学制》是应运而生的。1860年，中国最早留学美国之人——容闳前往南京，向太平天国的后期领导人洪仁玕提出建立新学制的主张。那时中国还没有自己创立的新式学堂，何谈建立新学制？容闳的思想是超前的。1862年，洋务派建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界标。其后历经40年，中国建立起一系列新式学堂，为学制的建立做了实践准备。 《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四部前奏曲，这四部前奏曲又是相互纠葛、相互交织的。 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教育方针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教育内容为：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及文学、体操等；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普通学课程学生皆须通习，专门科课程可任选一至二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学生可以任选一种，与普通科内容并习。章程还规定大学、中学、小学，分级分科，逐级递升，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P5-6)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其三，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仿照日本学制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百熙、吴汝纶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具有全局性质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系统方案面世了。该学制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六份文件。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2](P3132)，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为主，形成三段七级，以横向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其四，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其中著名的新式学堂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江汉书院、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为了使这些学堂在学制上得以系统化，1898年正月，张之洞派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将政治学、法律学、武学、航海学、农学、工学、山林学、医学、矿学、电学、铁道学、理化学、测量学、商学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赍归，务详勿略，藉资考镜”[3](P3560)。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的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详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