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共同体:教育的政治哲学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叶国文,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陈洁,宁波大学初教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复旦教育论坛

内容提要:

教育在提高人的技艺的同时,却逐渐疏离道德,结果使共同体缺乏道德这种规范而面临解体。本文通过分析教育与道德疏离的原因,简单梳理洛克与卢梭的解救之道,并阐述传统教育的道德实质,提出只有恢复教育的道德目的才能免于社会平庸化和共同体的解体,实现整个人类的崇高德行,获得人类自由的动力。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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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1-0014-06

      今天许多社会成就的获得无疑应该直接归功于教育。但是,教育在塑造成功者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社会诚信等问题,导致福山认为的“大分裂”,使作为社会黏合剂和共同规范的道德缺乏共同体的支撑而失去效用,结果是人类再一次面临兽性化的问题。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教育普及化的问题在于,它在成功地实现了参与的民众化的同时,却削减了教育本身的政治功能。”[1]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也许只是杞人忧天,但从教育发展的逻辑看是确实存在的。

      一、教育的逻辑:教育与道德的疏离

      首先,教育的世俗化。诚然,今天的教育提高了我们的专业素养,但在功利、实用等商业精神的影响下,已经逐步异化为工具性、应景性的临时加工过程。一方面,教育的涵义简约为通过标准化的考试获得资格认证的工具。人只是为了获得标准化资格认证的“一种受约束的、循规蹈矩的动物;”[2]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只为当下流行的资格认证工作服务,既没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没有对未来的考量;再一方面,教育的结果和目的在于世俗的成功-发财或者得到一个好的地位,使人做一个平常的人或学会立身社会的技术。结果,受教育越多,思想和精神生活变得越萎缩,因为他们只需要一定量的机械式的才能而不需要生动的思想。[3]结果,对居间其中的人类来说,教育是使人平庸而不是高尚。

      其次,道德多元主义。伴随世俗化对教育的要求,按照个人标准出现的道德不断云涌。正如布鲁姆所说,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一种崭新的关于道德善恶、人类行为标准的语言开始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诸如自我、存在……等等语汇已经广泛见诸于人们的日常语言。”[4]每个人、每个文化都是合理的,由此推而极之,“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就殊难判定,从而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只要有所信奉、有他自己的价值择定,不管其信奉或价值的内容如何,就是好人。”[5]在这样的时代,道德获得了新生,但它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道德,而是一个多元的道德。“要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和高贵的人,就不能去追求或者发现善的生活,而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样式(life-style)’。”[6]于是,原来道德蕴涵的共通性消失了,“今天,人们不可能再坚持认为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道德。”[7]这一方面源于教育的结果——主体崇拜,他们导致了多元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道德多元主义进一步疏离了道德的共通性。结果,推动人类追求高尚、优秀的动力消失。教育产生了多元道德,公共道德却走向沦丧。

      其三,道德教育的异化。也许人类认识到了这种公共道德沦丧的可怕后果,于是各种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加强了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然而,一方面,现在的道德教育“不能给青年人的想象展示道德秩序和惩罚扬善的景象,不能提供伴随行为和解释行为的高尚演说,不能展示道德选择剧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行为,不能揭示处于这样的选择之中人的利害关系感,以及当世界破除传统忽然‘醒悟’时给人们带来的失望,”只有空洞的说教和无物的宣泄;另一方面,这种没有历史的道德教育,仅仅是“灌输‘价值观念’的徒劳形式,”[8]它不仅不能产生道德本能,相反导致道德逆反,道德教育成为道德的异己力量。

      可见,今天的教育,一方面,渗入了商业精神塑造的理性标准,使实用、功利和自私重新成为我们的“德行”,我们在强调权利的同时忘却了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摒弃了传统高尚道德的追求。教育不再讲求友爱、正义和共通,结果“用以把成员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历史、习俗、语言或教育中的铠甲,正在逐步地变得越来越破旧不堪,”[9]维系或整合共同体秩序的这种政治或道德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弱。共同体随着教育与道德的疏离而走向衰落。

      共同体的衰退显示,将来我们可能会变成只关心己事、追求私人安慰的商业成功之人,忘了为更高的目标进行有气魄的努力;或者在自我满足和繁荣的自由民主中,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社会体系可以满足所有场所中的所有人,人类成为没有归宿的野兽。因而,以唤起美德为内容的英雄主义,将在尼采预示的“无限战”中出现,人再一次回归“第一个人”。难道现代教育真的使“人类在文明形式下的重新野兽化”?[10]

      二、共同体道德的解救:洛克与卢梭的教育观

      教育与道德疏离,使人类面临共同体解体带来的危险,在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认识到,并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寻求解救之道。十七、十八世纪的洛克和卢梭就是其中两个具有比较代表性的思想家。洛克提出自由、理性的“绅士”道德教育观,从而把社会人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绅士,继承和维护共同体的道德。卢梭则试图通过对自然的“回归”,在自然教育中恢复人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的一种正义和道德”,[11]并通过公意这种公共道德体约束和规范个人道德,实现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共通,重新恢复传统共同体的道德理想。

      (一)洛克的道德教育观

      洛克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私人的,更是为共同体服务的。他认为“教育上的失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失误和配错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12]不仅如此,教育还关系到“国家的幸福和繁荣”。[13]洛克指出,“人心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符号,没有任何观念。”[14]“我敢说我们的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5]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通过接受教育和感化,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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