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1-0122-04 道家是以顺应自然为最高教育原则的。以之为基础，道家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道家教育智慧的现代启示。 一、教人为善中含有教人为恶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1](P46)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也就知道什么是丑了；都知道什么是善，也就知道什么是恶了。其潜台词是：教人为善就包含着教人为恶。 这说法乍听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如此说来，那些苦心育人的大教育家岂不都成了教人为恶的教唆犯了么？！其中有什么道理吗？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P47)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中存在和发展的。善与恶虽呈对立之势，却又相辅相成、相互彰显。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善，自然就知道了什么是恶；知道了如何为善，也便知道了如何为恶。因此，当一个教育者教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善以及如何为善的时候，他（她）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恶以及如何为恶。 时下有一种说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别的姑且不论，那号称世界教育强国的美国，不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度之一吗？我们有不少学校为了宣示自己的育人成就，把出身本校的各界名流张榜公布。可是，又有多少学校去认真统计一下，走出了自己的校门而步入监狱之门者有多少呢？如果认真统计一下的话，那数字或许会告诉我们：以上的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可靠的。 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学校教育在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效能；随着历史的推移，人类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学校在育人、在培养人的德性方面的成就则不那么辉煌。我们可以说现代人类拥有了比前人更丰富的知识、更高超的技能和能力、更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但我们很难说现代人就一定比古人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更高的德性。当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科学和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高歌猛进的时候，人类在与自身的恶的斗争中却呈现出另外一副画面：善与恶在同步进化。所以，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教育只是—种工具，它在提高人为善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人为恶的能力。 与“教人为善中包含着教人为恶”这一提法相联系，“教人为恶中包含着教人为善”的说法自然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在老子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善和恶是—回事，也不意味着教人为善与教人为恶是等值的，从而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去选择恶并进而选择教人为恶。他不过要表明：善与恶从而教人为善与教人为恶是在相互对峙之中相互彰显的，人们不要指望在善恶并立的前提之下通过扬善抑恶去实现有善无恶的理想世界，这就如同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要真正消灭恶，就必须打破善和恶之对峙，同时超越善与恶。 在老子看来，像仁义礼智这样一些被文明人奉为善的东西，事实上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都是自然素朴的本真状态遭到破坏之后人类堕落的结果，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P98-100)；“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P173)。要消灭文明的恶果，就必须超越文明，让人类回归到自然素朴的本真状态之中。就社会而言，就是要回到那个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就个体而言，就是要回归到那孩童般纯真的状态。那才是泯除了善恶分别和善恶对立的至善之境。他所提出的“行不言之教”，实质上并非儒学所推崇的身教，而是要去除文明社会中那些具有人为和强制性色彩的礼、乐、刑、政之教，让人们在自然、纯朴的风俗之中相亲相得。 我们也许不能同意老子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消解文明去消除由文明所带来的更深罪恶，因为人类一旦走向文明之途，就注定要在享受文明提供的种种便利的同时去承受文明所带来的恶果，让人类重新回到原始蒙昧的过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一旦长大成熟，就注定要按照文化对成人的标准和要求去生活，要他变成天真无知的孩童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教人为善中含有教人为恶”却揭示出文明社会中教育的根本局限性和深刻悖论。对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概念稍作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以教人为善为目的是使教育活动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或潜在条件。否则，教育与教唆便没有什么分别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第一，教人为善的目的又恰恰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社会本来就有善无恶，教人为善自然成了多余的事情），这意味着，善、恶对立是教育的现实文化基础；第二，对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常常与判断者的地位、立场和价值观相联系，而后者常常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并由此造成了价值判断上的冲突和对立；第三，人类时常借助于恶的手段或途径去达成所谓“善”的目的，有时为实现所谓正当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这就造成了目的和手段的对立；第四，教人为善的教育者从来都不是至善的化身，他（她）身上总是存在恶的方面和因素（即使被奉为人类文化的典范如孔子者，也不能例外），而教育者本身又是作为教育手段在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因而他（她）事实上在同时用善和恶影响受教育者。 认识到文明社会中教育的根本局限性和它自身所存在的深刻悖论，有助于我们对教育的功能做出更加理性的界定。这就是，教育只能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所提供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它无法脱离这些条件去独立成就美好的人类文化理想。所以，当我们指责教育不良的时候，所应当指责的可能不仅仅是教育，也是为这一教育提供条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说，当他（她）从自己设定的善出发去从事教育活动的时候，如果能意识到善与恶的连带性和相对性以及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性，他（她）就会把防止产生更大的恶而不是成就最高的善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