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跨文化论证与“谱牒”诉求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云恺(1950-),男,江苏省南通市人,南通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副主编、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研究。 南通师范学院 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江苏 南通 226007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素质教育思想须说明自身与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思想理论的有机联系,否则,“素质教育”虽有行政行为的强化,但仍难在人们思想中扎根。以往对素质教育的论证大抵有三个维度:一、理念性论证,二、跨文化论证,三、学术渊源论证,其中最为薄弱和亟待加强的正是学术渊源论证。素质教育的跨文化论证属横向论证,它与作为纵向论证的学术渊源论证有互补论证的作用。学术渊源论证的科学方法是察名、寻义、辨类。素质教育思想理论与中外自然教育思想理论有在理性批判基础上涵融摄纳性的内在联系。在与素质教育思想理论有“谱牒”联系的教育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中外自然教育思想理论是学术渊源性理论依据,现代人本主义的教育属一般性的“谱牒”联系。这种认识既符合事实,又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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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113-07

      随着素质教育在实践层面的推进,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必须深入。回首10年之久的素质教育理论探讨,可以发现对素质教育的论证大抵是在三个维度上进行的。第一个维度是大量的理念性论证,这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以人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所作的应然性探索。第二个维度是以“比较教育”形式出现的跨文化论证,这是以境外的教育来论证素质教育可行模式的尝试。这种论证不是很多,但由于采用“大众文化”的样式,影响却较大。第三个维度是最为薄弱而又亟待加强的学术渊源论证,素质教育须通过学术渊源论证来说明自身与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有机联系,否则,“素质教育”虽有行政行为的强化,但仍难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因为缺少历史性和丰厚感。要弥补这一理论的缺失,就必须对素质教育思想理论的“谱牒”,主要是始初性的学术思想根据作认真的探索。这种探索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是:素质教育思想有没有学术渊源性的思想理论依据?如果有,是什么?根据何在?笔者以为,这是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个方面的学理性论证是素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深入进行的关键性内容。

      由于此前对第一个维度的论证已有了一些反思性论述,而对第二维度的论证却鲜有述及,同时第二、三维论证分别属现实的和历史的论证,是素质教育必然性之论证,两者且具互补论证的作用,故本文仅在论述和反思“大众文化”式的“比较教育”论证的基础上,着重诉求素质教育思想理论的学术渊源,并对诉求结果的意义作简要阐述。诉求过程中如有谬夺,祈盼批评。

      一

      实施素质教育需要舆论宣传,需要面向世界介绍外域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素质教育被商业炒作也在所难免。素质教育概念,受宣传意图,商业动机和不很规范的比较教育研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度出现泛化现象。《素质教育在×国》、《外国学生的素质教育》之类书籍成为热销书,其在大众中的影响恐怕不亚于教育理论界十余年间的苦心讨论,素质教育几乎成为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代名词。但由于作者多为有中西学养之人士,其泛化的素质教育概念仍然有着符合逻辑的推断和演绎线索,其内隐的理路大体是:

      大前提:凡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的教育是素质教育;

      小前提:某国的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的教育;

      结论:某国的教育是素质教育。

      能说这个三段论式的推演有错吗?不能。但我们却又不能因这个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成立而认为某国搞的就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在我国有特定的涵义,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造就“四有”新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等[1]。上述三段论式的大前提中就将“素质教育”概念略去了这些重要的涵义而作了广义处理,内涵减少,外延扩大,将不是特定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视为素质教育,概念泛化。因此,我们只能将这个经广义推演而得到的“素质教育”概念姑妄称之为“外域素质教育”。

      “外域素质教育”的宣传对素质教育起着跨文化的论证作用,其宣传或论证的效果是使人们得到这样的感觉: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教育,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实际的操作性,是可行的和行之有效的教育。中国普通百姓更习惯于从感性具体中而不是从抽象理论里产生认同感,因此它对素质教育的论证在数量更大的人群中的效果和影响不可低估。

      宣传“外域素质教育”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通过借鉴外域教育促进国内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可举一个例子说明。“研究性学习”、“研究性课程”是目前国内教育界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从有关报道来看,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学校增设的“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典型模式是:学生或单兵或结组,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自选课题,展开专题研究,然后写成论文,并进行论文答辩[2]。这种方式的学习与多年前高钢所费《儿子的研究报告——我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中的“作业课程”很是相似。高文发表后为多种书报转录(注:高钢所撰《儿子的研究报告——我看到的美国教育》原发表于《华声》1993年第3期。杨东平《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编此文。此前,《报刊文摘》、《南方周末》等均转载过。),影响很大,其后介绍外域这方面教育情况的书文渐多。这样举例并非说上述“研究性学习”的典型模式是对美国学校中“作业课程”的“克隆”,因为实际上前者对后者有所发展;而是说前者对后者的借鉴的确是明显的,而这种借鉴应该说是有益的,对培养我国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很有帮助。

      宣传“外域素质教育”积极作用的深层意蕴在于,它强烈地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赖以存在的现代文化心理基础在我国现阶段的相对匮乏。发达国家的一些理所当然的教育价值、教育行为在我国却是不大能被理解,或者能被少数人所理解甚至欣赏却不能被实际接受,尽管这些教育价值和行为与国内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十分相似而被肯定。“外域素质教育”的跨文化论证,从特定角度“论证”了国内实施素质教育的现代文化心理基础的薄弱,它需要借助中西文化撞击而产生的思想火花来看清现代教育文化心理形成的历史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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