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6-0006-05 对于理学家而言，如何促进并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并进而达于一个理想的伦理化的社会是其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教育（或教化）的方式通过促进每一个体道德化的发展来完成，这种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教育优先性地位的提倡也是儒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了的。社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关系和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被理学家广泛重视。在社会教育中，理学家普遍坚持德主刑辅的策略，对这一社会教育策略的强调，既是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是其对现实治国策略的反思及理学思想特性的反映，因而具有新的内涵。 一、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提出 在理学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戒是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这里，如果说道德教化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偏重于形成个体内在的向善的自觉并进而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的话；那么，刑罚惩戒则是一种消极的教育，更倾向于以可能施加的外部刑罚处置而使个体形成一种戒惧之心，从而避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破坏，而不仅仅是以刑罚处置本身为其目的。德、刑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与关系正如程颐所讲：“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罚，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渐至于化也。或疑发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逐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注：《周易程氏传》卷第一。）；朱熹也讲：“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阙也”（注：《朱熹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 在理学社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体系中，不同社会教育的主体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围绕着道德教育与刑罚惩戒来组织种种教育资源，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实施具体的社会教育行为。而就这两种基本的社会教育手段在理学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关系而言，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即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的观念并非理学所始创，也并非儒家所独有，不过最为儒家所力主。对于德主刑辅问题，先秦儒家也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如孔子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又讲：“圣人之设防也，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注：《孔子家语·五刑解》。）孟子也讲：“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注：《孟子·公孙丑上》。）。对这一问题，后来儒家人物多有论述，基本上都主张以刑辅德、期于无刑，提倡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坚持重德轻刑，主张慎刑戒杀等。 理学社会教育对德刑关系的处理，是基于学派的传承而对先前儒家德刑观念的继承，但并非对先秦以来儒家德刑关系论点的简单沿袭，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换言之，它是理学家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其天理人性的思辨理论，对先秦以来儒家德主刑辅观点的创造性阐述。这种阐述虽然由于每个理学家对问题的思考角度及理论体系的不尽相同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共同点是主要的，这种共同点表现为德主刑辅的阐述有着共同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二、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提出的现实基础 在理学教育家的言论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对国家治理状况的不满及对社会秩序无序的批判，一种对当时帝王失德、民心不归的失望，对纲纪不振、吏治不明的揭露，对学校不昌、士风薄恶的痛心，对教化不明、民心竞奔的批判，认为这些社会弊端导致的结果便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及人伦关系的恶化，最直接的表现便是社会风气的恶劣。如陆九渊便称，“王泽之竭，利欲日炽，先觉不作，民心横奔，浮文异端，转相荧惑，往圣话语，徒为藩饰。而为机变之巧者，又复魑魅虺蜴其间，耻其非耻，而耻心亡矣。”（注：《陆九渊集》卷一《与邵叔谊》。）德主刑辅的社会教育策略正是理学教育家在洞察当时社会流弊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其现实社会基础。 （一）出于对最高统治者德性修养的缺失而不能以德率民的批判，提倡修君德而化万民，为德主刑辅社会教育策略提供根本性的支持。 不管是与古代圣王（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等）相比，还是仅对其修养品性的现状而言，对于由宋至明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理学教育家存有一种普遍的失望感，如王守仁在《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中对明武宗朱厚照的批评：“每月视朝，朔望之外，不过一二”、“劳力于掣肘，耗气于驰逐，群臣惶恐，两宫忧危，宗社大本，无急于是”、“即位以来，经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悦心于骑射疲劳之事”等。在理学教育家看来，君心为治之大本，君心之正邪，决定着民心之善恶、社会之治乱，而现实中帝王德性之不修正是社会不治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君主来说，首先应“正心诚意”以立其大本，这样才能以德率民，刑罚的作用才能得以正常地发挥。 对于帝王修德以治天下，理学教育家是一致的，如周敦颐主张修圣德而化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其多乎哉？”（注：《通书·圣化》。）程颢主张定君志而趋正道：“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事成矣。所谓志定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注：《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上殿札子》。）。朱熹主张正君心而正万事：“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注：《朱熹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王守仁则主张养君心而别善恶：“人君之心，顾其所以养之者何如耳？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注：《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等。张载、陆九渊等其他理学家也持相同的观点。理学教育家普遍认为帝王为社会教化之源，修德不仅对官吏做出了榜样，同时也为万民所效法，是实行德主刑辅策略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