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由此方向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这是建国初期执政党的大思路。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有如下阐释: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而其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穷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不难发现,对科学和大众涵义的阐发与五四新教育宣扬德、赛两先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毛泽东仅仅停留在形式的肯定上,这是颇值得玩味的。因为五四新教育包括后起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潮,都是将民族文化视同传统的封建文化欲将之打倒,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反映出当政者在社会主义教育思潮的基础上,吸收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和民族主义教育思潮的若干成分,以构建一个新时代的综合文化教育体系,以及在综合吸收过程中的某种顾忌——毕竟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是以封建传统(民族文化?)为革命对象的。 将最显豁的要素“民族”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特征的首位,却又抽空其内涵而仅留形式,这是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者要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又无法离开传统的两难境地? 科学究竟指什么?在毛泽东的表述里可理解为一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原理、原则,而后,在文化教育界共识里,则多指马、列、毛这一更高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如果“民族”是“形式”,则“科学”当为内容,内容之核心当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列毛。 至于“大众”,毛泽东解说为文化教育的服务对象,民主的衡量尺度被确立为人数众多的劳动工农的需要。可见民族、科学、大众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标准,而是分别从对象、内容及形式的不同层面作出的解说。 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教育方针,首先要考虑的是承担教育和文化重任的众多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恰恰是传统教育(包括中国及西方)的产物,对于欲超越封建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言,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成为肩负“载道”“传道”(马列毛这一最高之道)的历史、人格工具呢? 早在《共同纲领》里,已预示了对知识分子实施改造的“革命教育”途径。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连带着对陶行知的批判,指向的是民主改良教育思潮,其实质是借批武、批陶来肯定革命教育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以及为新政权存在提供教育的合法性依据。 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对基本矛盾做出新的判断的同年,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已有相应的变化,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到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来了一个大转变,进而导致对八大路线的否定。在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样的判断,无疑将决定教育的重心从经济、文化重新转向政治。 反右斗争导致中共对社会主义道路及模式的再次选择,即在共产党执政后,社会的运行仍然要基于政治的考量,一切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此为标准。由于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从而阻碍了社会各阶层正常的信息反馈交流,堵塞了平等对话、思想竞争的途径,使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建国初期就缺乏民主商讨的平台。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德育、智育、体育可分别与觉悟,文化、劳动相连,经过反右后,在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毛泽东的观念相比,强化了政治(觉悟)和劳动,而抽去了文化要素。 为什么政治(德育)与文化(智育)在中共的教育政策思想中会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在此,经济是根本性的、政治是关键性的、而文化是派生性的,与文化直接关联的教育其地位自然是依附于政治与经济,换言之,教育、文化应该为政治、经济服务。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视经济基础(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为何在中共的教育方针中可以不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从毛泽东的分析中可知,他是将政治视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把经济浓缩为政治了,或者说政治已包括了经济,于是,抓政治就是抓经济,就是抓文化,就是抓教育,这一思维逻辑也就顺理成章。因为政治(阶级斗争)是纲,余者(经济、文化、教育)是目,纲举目张是治国治民的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