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构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的形式，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包含在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中的。在农业社会，为了维护等级秩序，建立起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含在这种社会治理方式中的政治文明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明。在工业社会，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呼唤了和造就了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同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治理就是依据法律制度的治理，也被称作法治。所以，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一种以自由平等为价值内核和以法治为实现途径的文明类型。 在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是以新技术为推动杠杆的。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必然有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类型，它将继承工业社会政治文明中的法制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全部积极成就，而且，在社会治理中会更为灵活地运用法治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政治文明的总体上，它会有着自己的特征。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属于自己的实质性的价值。正是这个实质性的价值内核，决定了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政治文明类型。 政治文明是与社会治理方式同构的，是作为社会治理的灵魂而存在的，一方面，政治文明蕴含在社会治理方式的类型中；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又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性质和特征，表现着和规定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性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就会有相应的政治文明与之相伴随。封建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必然会以封建集权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也只能作出法治的选择，否则，就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即使冠以资本主义的名称，也只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变态。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政治文明形态，它的总体特征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但是，从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政治文明在基本价值内核方面，是服务的。在社会治理方面，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必将是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政治文明的社会形态归属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与封建社会相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随的，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应当是后工业社会政治文明的拥有者。当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性使社会主义这一标志着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概念出现了许多混乱，以至于人们不敢在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义上来谈论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准确确认而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都是通过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自觉建设而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做准备的。在这之中，实际上是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判断的：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之后，所要走进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阶段。根据这个逻辑，后工业社会的征兆虽然是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但是，当后工业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治理方式上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运行体系的时候，将会把自己的全部成就奉送给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现在，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虽然只是晨曦初露，但是，在治理方式上已经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从中国社会来看，作为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当前在各地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虽然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更为直接地是出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出现的，但是，这一运动却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它作为一场运动，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文明的过程。所以，当前中国社会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着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反映了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政府失灵”的问题，表明政府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出现了广泛的行政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而且绵延至今。表面看来，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更多地是从属于加强社会治理技术方面要求，即对政府的运行体制、机构和人员以及职能等等进行调整，尽量使政府在规模上和运营成本上不为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同时又能有效地作出公共物品供给。实际上，这场行政改革的意义决不仅仅如此，在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背后，包含着创建新型政府模式的运动。有的学者也把这场运动称作为“重塑政府”的运动。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们看到，这场行政改革其实是一场调适运动，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所作出的调适运动，尽管行政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在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客观上，则实现了让政府努力去满足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变革要求。 从近一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当这一变革政府的运动被自觉地作为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来加以建设的时候，建构适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就开始显性化为新一轮政治文明化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行政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为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代表着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种新的模式，可以被确定为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所突出的是服务价值，也正是这一价值赋予了政治文明以新的内涵。如果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公共管理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的层面上，“服务”是一种普遍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公共管理这一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及其公共管理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中继承而来的一切积极因素，都需要重新经过服务价值的洗礼，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