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口号在中国频频叫响，显然，这是中国正在进步的响亮足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重复着这几句口号的人，有的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其中的深切含义。于是，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它们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更有甚者，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做，造成侵害“人”之尊严、“民”之利益的结果。为此，有必要对当前政治话语中的三个关键词：“人”、“民”、“人民”加以深入的讨论。 “人”和“以人为本” 我们都是人，都在做人，却未必完全理解“人”究竟是什么？考察起来，“人”(Human)的规定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并展开的。了解“人”，必须同“非人”的东西相对照、相区别。中国古代谈“人”，一是同“物”对照。老子最先明白此点。他言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上篇》）人非物也，人比物大。后有邵子说：“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邵子·观物外篇》）讲人之卓越，邵子最为清楚而详细，这是张岱年先生作出的评价，确也[1]二是同“兽”对照。荀子规定“人”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我们过去讳言“人权”、“人道”、“自由”，把它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实，由资产阶级革命而造就的这些价值观念，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承继性，共产党人只是对它们作了更透彻也更有远见的阐释。比如，西方发达国家讲“自由”，我们承认它们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历史合理性，但看得更远些，认为西方国家现在所主张的自由并不是人类自由的最终形态。将来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旧式分工对人的束缚得以消除，剥削、压迫等现象从大地上消失，人类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的“自由”才是真正具有人性的“自由”。三是同“神”对照。欧洲中世纪的上空笼罩着“神”的光环，人们崇拜“神”而失去了自身，正像恩格斯所写：“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2]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在对封建制度和神学统治的批判中诞生的。中国的历史也证明，有许多东西，原本并非“神”，却可能被“神化”。例如，领袖变成了“神”；金钱具有了“神”的魔力；官员手中的权力本来是为“人”的，但权力发生了异化，反倒使人变成了它的奴隶。 回顾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并说明当时的学者如何界定“人”之后，我们再来进一步界定“以人为本”。这里所说的“本”，一是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说的。西方古代哲学努力探寻世界的本原，或者以某种物质形态为世界之始基，倡导“以物为本”，或者以某种精神现象为世界之本原，倡导“以精神为本”。到了中世纪，欧洲被宗教神学所主宰，确认“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价值归依，于是又演变成“以神为本”。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致力于对神学的批判，费尔巴哈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按照基督教的因果逻辑，提出并回答了“神又是谁创造”的问题，指明神学在本质上是自然学和人本学。“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性”[3]。他的“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学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4]，这就是他的人本论唯物主义哲学，亦即以人为本体的唯物主义哲学。“以人为本”之“本”又是在价值本位论的意义上说的。以什么或以谁为价值主体，这是价值论中的根本问题。以神为价值本位，那么，人只是价值手段，人拜倒和匍匐在神的脚下，为神而活着；以君王或官吏为价值本位，那么，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为了“官”，人是君主和官吏的工具；以金钱为价值本位，人便成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以人为本”，人才是价值主体，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幸福。 总之，“人”非物、“人”非兽、“人”非神，这些关于“人”的规定是正确的，这样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是进步的，然而又是初步的。马克思的哲学到达了对于“人”的科学规定，这就是：“人”是实践着的存在，是现实世界的能动的创造性主体，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以人为本”，一是对现实世界作人学的理解。现实世界的“本体”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人同物质世界在实践中结成的现实关系的总体；在这一现实关系的总体中，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体，所以，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崇高地位。二是把“人”作为全部实践活动的价值目标。一切社会实践就它的进步取向而言，都是为了人自身，为了实现并不断扩大人的自由，实现并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在当前，我们党强调“以人为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这两个基本点。我们要强调人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尊重和发挥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主体力量。我们也要强调人是历史运动的目的，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自由的逐步实现、人的利益的越来越大的满足，贡献我们的力量。 “民”和“执政为民” 翻看古代典籍，“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范畴之一。在古代诸子之说中，“民”的含义是同“君”相对应的。《尚书》中记有周公的政治思想，这就是“敬德”、“保民”。所谓“保民”，就是占有治下之民。春秋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有“重民”的观念。季梁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孟子有“君轻民贵”的思想。这一思想虽如毛泽东所说“有人民性”，但其中的“民”仍为“君”之治下之人。例如，孟子曾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这些都是以“君”“民”相对而言的，“民”是被“君”治理、统治的下层之人。在封建时代，有所谓“明君”、“清官”，他们比较能体恤民情、顾及民意，于是有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之说。这里吐露的是清官心肠，但所说的“民”仍是不能自己作主的治下之人。 “民”的本意如此，那么，“民本”思想又是什么？《古笔者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里的“本”，既非本体论之“本”，也非价值论之“本”，而是政治学之“本”，指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宁要靠“民”的生产、“民”的劳作。如《国语·周语》上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总之，一切都要靠“民”之农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已是社会的主人，封建时代的“民”，始终不过是“君”之治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