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常被用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是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它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于前者的转变进程之中”①。尽管“现代化”这个概念因为其所蕴含的线性思维和霸权内涵而受到很多批评，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却已是一项不争的事实。在当前源于科技革命和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应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压力与挑战。本文认为，在这场挑战中，后发国家的国家自主性程度，是决定其能否顺利走上现代化之路并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这里，国家不被看作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对特定领土和人民具有控制权力的组织。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完全是在外来的压力下启动的。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因素却对现代化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为现代化的模式是唯一的，相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解释了为何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是相互区别的。然而，尽管在具体的道路和政策上存在着许多的区别，但在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国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亨廷顿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制度化能力，才能有效整合社会的不同力量，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稳定②。诺斯则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既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③，从而使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也突显出来。从实践方面来看，“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表明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负有主导作用。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政治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机构。正如福山所言，当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主流政治表现为抨击政府，并力图缩小国家的活动范围与影响的时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它们需要的则是“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即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特别是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④。国家能力问题成为国家建构的中心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虽然国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但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全部内容。国家构建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国家自主性虽然与国家能力存在联系，但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自主性描述的是国家独立于社会的一种自在状态，它“十分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其政策及其与社会集团模式化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⑤。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国家曾一直被赋予崇高性和积极能动性。从古希腊的智者到亚里士多德，国家(城邦)一直是与正义、理性、美德等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近代以后，国家也常被当作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国家成为资产阶级开疆辟土、推动资本扩张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也存在于以分权体制著称的美国立宪主义思想中。然而，自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中行为主义盛行以来，对民主的多元主义解释以及自由主义对国家或政府的不信任方案一直支配着主流的学术话语，国家议题的中心地位多多少少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往往采取的是社会中心论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政府只是对社会的输入进行转换的系统，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进行竞争和角逐的平台。政府的能动性深受怀疑，它没有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而必须是被“驯化”的。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制约或影响下行动，其行为的结果也要受到社会的评估。 而在当代，随着多元主义民主陷入困境和自由主义政策方案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国家议题重新被社会所关注。重新发现国家能动性这一隐蔽议题的是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尽管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发生彻底改变，但不应认为国家完全是被资产阶级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具有相对自主性。密利本德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国家相对自主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资本家代理人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集团与具体的资本家并不等同，二者在利益立场上是有差别的。具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上的差别导致国家不会简单地服从资本家的要求，“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⑦。 尽管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如关于国家的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国家自主性的议题却不彰自明。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也开始重视国家的行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也可以看到“行政官僚集体能够对主要政府政策的内容及其发展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渗透性影响”。从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国家作为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身份或制度结构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以至于斯考切波认为，“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一种范式转移，该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