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向全球扩张，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通和通讯费用，从而压缩了时空距离，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消费活动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信息和观念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全球化时代悄然来临。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政治全球化，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延伸并形成各种复杂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治理网络，民族国家在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中行使着自己的权力。经济全球化和相应的政治全球化向民族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国家主权提出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挑战，主权国家能否采取适当对策应对全球化的冲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冲击 全球化是指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日益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各种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人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而快速的流动、活动、交往和联系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性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还包括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和通过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趋势。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经营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国家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国家权力的内容。她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十种过去曾被认为是国家独享的权力受到削弱或约束，它们包括：国防的重要性和规模的下降；无法独立维持本国的货币；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纠正市场波动的能力下降；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有限；征税能力的不足；制定整体发展战略的能力下降；无法独立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维持国内市场竞争以及垄断暴力。这些权力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无法再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使。（注：苏珊·斯特兰奇：《国家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Stat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我们下面具体论述一下经济全球化的五个方面对国家权力的冲击。 1.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制约着国家权力的边界。冷战结束后，中欧、东欧、苏联后继者等二三十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60多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或革新战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了对外开放战略；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方针。（注：裘元伦：《经济全球化内含的八对矛盾》，载《世界经济》1997年第11期第10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的扩展解放了市场的力量，加速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等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直接妨碍着市场作用的发挥。因此，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往往伴随着国家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退出。私人经济部门由于产权明晰，对市场调节的反应远比公共部门灵敏，因此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要求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私人经济部门的成长壮大，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成长起来，它们成为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主要力量。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侵蚀着国家权力的边界，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要求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各种贸易壁垒，形成一种“无国界经济”和全球化的贸易，这就使得主权国家的“经济国界”弹性越来越大，“行政国界”的作用越来越模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向全球性市场开放其经济的压力和发展机遇，越来越难以依靠关税和配额限制等传统手段保护本国经济，市场和贸易全球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边界和政策选择范围。 2.资本的全球运动约束着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身影。追逐利润的天性促使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市场全球化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全球运动。资本积累和私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哪里的投资环境有利，资本就会流向哪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各国不得不展开吸引私人投资包括国外直接投资的激烈竞争。这样，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平衡关系发生了明显有利于资本的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高税收、高福利、高工资的福利国家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会使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方。为了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和本国私人资本，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减税政策，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水平。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尽力改善投资环境，不得不竞相减免税收，同时尽量压低工资水平和限制工会活动，并增加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资及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快速的流动，促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和资本控制的难度，同时削弱了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3.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影响着国家的自主性和政治权力。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主要是靠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影响着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布局。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目前，跨国公司占据着全球生产总量的40%、全球贸易总量的60%、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全球跨国投资的85%、全球研发投资的90%、全球高技术的95%。（注：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全世界3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1/4的生产资金，约5万亿美元。（注：姜琦、夏德才：《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42页。）如果以联合国的正式成员188个民族国家为计，那么就有130多个国家要比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小。（注：［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跨国公司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国际网络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一种“无责任的权力”，这种公司权力对于国家权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压力集团在其母国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们的全球生产经营活动也日益脱离母国的约束。跨国公司对于投资东道国的影响更为强大。跨国公司通过政治谈判、政治游说、政治贿赂、政治压力和增资或撤资等多种方式影响着东道国的决策，使之符合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跨国公司创造的税收还使东道国主动限制自身权力的行使，以便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对技术转让严格而有效的控制，使得技术落后的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依附性经济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