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刊登了肖鹰所作《怎样批评朱光潜？》，专门批评我的著作《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据称原文长达12000字，将刊于《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作者愿意用如此大的篇幅对拙著作出批评，我很欢迎——如果学风、文风端正而非构陷的话。长文尚未见到，现在这篇短文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指出我的著作“学风、文风不端正”，这显然是批评者“独具只眼”的发现，因为此前所有的评审意见和公开发表的书评，几乎无一例外地称此书学风严谨、扎实，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书评者也是如此——当然，肖鹰先生出来以后，就有例外了——学风究竟如何，我只希望读者能够对照一下我的著作和他的批评文章，就自然能够明辨，不须我多绕舌。该文在否定了邓晓芒先生对《选择，接受与疏离》的评价后，先是说该书“有一些错误”，接着又说“包含了很多的错误”，继而写道：“我通过下面的讨论要揭示的是：《选择》作者不仅没有把握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没有把握克罗齐、尼采的美学思想”，但我反复寻找，实在没有找到他发现了什么错误，他是怎么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而我又是怎样理解错误了的，因此也令人无法比较他的理解与我的理解有何差别，他这种批评法恐怕是其独创的“空手道”和“无影脚”结合的批评新招式——那么他文章所谓的“下面”，看样子是要“下”到《文艺研究》的版“面”上去了——我视野狭小，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活用“下面”的，这就是他的“端正”的文风？该文认为我错误理解王国维、朱光潜的原因，是为了把他们作为例证展示我的西学东渐的“新”的阐释模式。他引述了著作结语的一段话，而那只是我研究得出的结论，并非既定的什么模式——他的引文也截取掉了更为重要的实质性结论——所以我建议读者读肖鹰先生的引文一定要对照原文读一读。 这个建议对于读下面这一段近乎构陷的文字更为重要，他所举的我学风、文风不端正的关键例证是“在《选择》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列入了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未置一词。但是《选择》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是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选择》第166-167页），与麦氏文章中相关论述的文字和观点都很近似（而且同样空洞）。（《新文学史料》1981/3，第244页）这使读者不能不意识到《选择》这部分内容与麦氏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王攸欣在《选择》正文中只字不提麦氏，如果不是学风问题，也是文风问题”。如此言之凿凿，甚至指示了具体的页码，如果不是对照我的著作和麦氏的文章去读，哪位读者会怀疑其真实性呢？肖鹰大概以为没有多少读者（包括编辑）会真正对照我的著作和麦氏的文章去读，才敢如此不负责任地大胆放言，不过我只须把这两节文字一字不易，一字不刊地过录如下，其论点必然不攻自破。以下是拙著第166-167页的关于《悲剧心理学》的全部文字：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的博士论文，对西方传统的悲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并综合成自己的结论，尤其致力于悲剧快感研究，这部著作作为第一部中国学者探索西方悲剧理论的专著，具有首创之功，而且本身也不乏灼见，原著用英文写成，直到80年代才译为中文，所以在中国学界影响并不大，但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本文并不专门研究该书的成就，为了本章主旨反而只讨论其失误处，请读者勿以为我们试图否定这部著作。《悲剧心理学》因其具体目标的关系，所以不像朱氏其他著作那么平易朴实，为了显示掌握资料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有时沾染了一点浮夸之气。如他在第一章说：“颇为奇怪的是，也许除了博克之外，他们都没有想到悲剧与崇高的美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叔本华和黑格尔都详细讨论过悲剧，也讨论过崇高，但都没有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18（原注：《朱光潜全集》第2卷，页215）这说明他并没有通读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该书第二卷第37节明确讨论了悲剧快感源于崇高：“我们从悲剧中获取的快感并不属于官能，而是由崇高引起的。”19（原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佩因英译本第二卷纽约1969版P.433）类此的失误还有一些，我们不论，关键在看他是怎样运用悲剧概念的。他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悲剧，甚至欧洲近代以来也已经无法产生悲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族和现代人的作品都不符合他的悲剧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他的，而是他接受的古典主义悲剧概念。他并不从现代的那些已被公认为悲剧的作品中去寻找悲剧性和悲剧精神，却抱定悲剧必然和不可知的命运相联系的想法，以此去裁判所有的作品，凡属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宿命感和悲壮感的戏剧、小说在他看来都是缺乏悲剧精神的，即使在我们看来比古典悲剧更为深刻，更具有悲剧感的现代名著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也不能称为悲剧——后者同时违背了他的悲剧与宗教不相容的观念。很显然，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唯理论的，他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和已经出现的现代作品中去重新确定其悲剧观念，却拿几个世纪以前形成的范畴去裁定发展了的经验事实，从整个悲剧的发展史看，就忽视了部分研究对象，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部分。这无疑损害了整个论著的价值。同时他又把悲剧概念与价值评价混淆起来，认为悲剧与伟大同在，所以不免感叹“悲居的缪斯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原注：《朱光潜全集》第2卷，页450）而暗示文学也日趋衰微，近乎末日了。可喜的是他并非总是执着于这种思维方式，写《西方美学史》的时代就已经改变了这样的观点，把一些中国作品和现代作品也算作悲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