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界自新时期以来，历经数番新潮的洗礼，特别是经受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系统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新名词的狂轰滥炸、90年代中期的以文化研究为主调的概念范畴的“跑马圈地”之后，似乎对来自异域的思潮、概念等，有了一种警觉的心理，审视的姿态。按理说，这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浮躁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开始能以健全、沉稳的心态应对西方的观念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因噎废食、矫枉过正的倾向，近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概念及功能的质疑和责难，便是这一倾向的表现。发表于《文艺争鸣》2002年4期袁国兴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下简称《质疑》）亦隶属于此动态。 《质疑》一文值得商榷之处有三，一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即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及由此而划定的时间阈限不甚明晰；二是对“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俗称“双刃剑”的特质未能予以深层理解；三是对“现代性”能否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持怀疑态度。以下逐点展开讨论。 “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及时间阈限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界尚未有人明确地对“现代性”的概念作过界定，因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动态的，它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且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拓展、反思，衍生出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新的命题。那么，是不是由此便可得出“现代性”是一种天定性的、随意性的概念呢？ 例如，《质疑》一文在引证他人的观点——“唐朝成熟和风行的格律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在当时是以其现代性与‘古体诗’相区分的”之后，便提出了质疑：“样一来，任何时代都有了其当下的现代性，现代性意念便与我们过去常用的时代性意念等同了，为什么还要为一个并不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的概念争论不休呢？”在文末，他做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文学就是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果说我们要找出它的某些现代特征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与古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古代性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文学的一种时代特征”。即“现代性”概念和“时代性”、“古代性”是处于同一层面上，是类同的。这里，《质疑》的误读是把特殊性的概念和普遍性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性概念是一种特殊性的概念，首先在于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这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似乎早已预料到人们会在时间性上产生质疑。他写道：“现代”之语义总是与“古代”之语相对比，“古代”与“现代”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但这种张力不是年代学的时间对比，而是生存样式和品质的对比造成的。虽然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自称为现代人，把自身的问题视为现代问题，但这种生存性的“现代现象”的历史时间或年代学定位是没有意义的，追溯“现代”的词源用法也没有意义。因此，他想探究的并不是何谓“现代”，而是何谓“现代结构”，即一个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正是这一结构使西欧近二百年的生存性现代冲动尤为旺盛，导致社会和思想形态的根本转变，并波及中国。 那么，这一“现代结构”内涵是什么呢？刘小枫作了这样的界定：“如此‘现代结构’指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4页。）因而，在此现代结构之上产生的“现代性”，它必然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标志、政治标志、经济标志，不能把它和那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时代性”、“古代性”，作为一个逻辑体系中同类的或对立的、互为前提的概念来使用。虽然时间性的定位并不是关键的，但为着与那种漫无边际地侈谈“现代性”区分开来，为着有助于商榷、讨论的明晰，还是有必要界定“现代性”概念的时间阈限——它始自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进而延续至今的近几个世纪。 若论及“现代性”的学理渊源，一般追溯至康德的哲学与美学。虽然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对“现代”概念做出明晰阐述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但从作为西方启蒙哲学整体着眼，康德在他对传统的批判过程中，已提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原则，这体现在他由对“人”的理解出发，确立了理性至高的地位与主体性原则基础；而在美学上，则是确立了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自律性。 因此，“现代性”的内涵是异常宽泛的，其概念极难概括。如若勉强地给“现代性”以一个概念界定的话，也只能是这样相对的、普泛性的表述：现代性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考察，在时间阈限上，学界一般多以晚清为起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西方植入的，而非原生萌长的，所以其内涵又有着自我的特殊性质。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中对此描述得到学界较多的认可：“从知识学的意义上来说，西学的大量引进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又是西学得以进入中国的思想逻辑前提之一；而从社会机制的现代性转化来说，民主的主题是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随之，从精神发展的层面来说，个体和感情自我的觉醒也是整个现代性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注：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科学、民主、个性这三大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包括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内涵。 “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及文学的批判价值 “现代性”具有同体逆向张力的特质，正是基于这一点，它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引入文学、美学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领域对立说”：经济领域——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创造了物质丰裕、社会进步的奇迹，促进社会享乐倾向，但人的丰满个性却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政治领域——政府向纵深推进平等，逐步控制了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但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扩大了；文化领域——由于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的，因而文学艺术便逐渐转向了对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并成为从审美的角度来制衡科技、政治异化的力量。他说：“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批判》1989年版，第24页。）这就是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对异化了的现代世界批判力量的原因所在。这些逆向张力的抗衡与相互制约，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