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一个新“问题”不断涌现，旧问题相继复活的时代，如何行之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当代思想学术的首要任务。2002年12月21日人民大学新创办的《问题》学刊举办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问题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出版界及有关部门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问题》学刊由余虹、杨恒达、杨慧林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2-4辑，每辑讨论3-4个专题。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以“问题学科化”和“学科问题化”的张力冲突描述了思想学术的历史，他说，今天我们面临和谈论的问题：全球化、后殖民、现代性、生态危机、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等等已很难说是属于哪一学科的问题，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此外，过去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真理”、“科学”、“进步”、“自我”、“神”等等问题又成了新的问题，并以非学科和跨学科的方式重新问题化。他认为，历史总是向一方倾斜。20世纪以前的思想学术多偏于问题的学科化，学科的问题化则显为“异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学术多偏于学科的问题化，而问题的学科化则嫌“保守”。我们必须借助于已有的问题史及学科化的知识进入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问题》这种突出学术思想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化要求的办刊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将在发展学术思想、更新学科建设，推进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吴思敬强调指出，《问题》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不断地触及真问题，触及对我们的学术，包括对我们整体的社会文化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会上，一些学者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状况表示了忧虑。陈晓明指出，如何提问十分重要，那种不从学科本身生发，而从预设的意识形态推导问题，并将其普遍化的做法很危险。他认为问题的普遍化消除了学科边界，威胁到了专门性知识的存在。邵宏认为指向集体名词的问题多半是假问题，是对命名发明权的诉求，现在形成的学术工业更强化了这一点。孙宏对“设想打破学科界限以后，没了新的逻辑性的确认和学术的划分，问题如何解决”表示忧虑。王岳川担心的是存在于提问中的功利主义。 对当前学术核心问题的探讨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曹顺庆认为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一种跨文明的研究。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跨越了作为国家界限的墙和作为学科界限的墙，但还有一堵厚厚的墙，这就是文明之墙。不同文明之间缺乏对话和互相沟通。钱中文进而指出，不同文明要进行对话，我们提倡壮大中华文化圈，是要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不是搞文化霸权。王岳川提出，重新发现东方和输出东方文化是当代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他说，每个中国当代学者都不能无视中国与西方巨大的文化贸易差。我们应该整合自己的思想与文化，看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已不可能复活，哪些可以重新整合。发现东方就是发展自己，输出东方文化就是为了促进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朱立元认为，我们现在更紧迫的恐怕还是现代性的问题，以及现代性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梳理、总结，还是对新世纪文学、文论发展的预见，现代性是绕不开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代性有它的普适性，更有它的历史性和多种模式，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内涵。曾繁仁针对现代性危机，重提“审美救赎”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工业信息时代主导性的审美生态世界观注意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存，人的自我呵护等当代理论的合理内涵，只有树立人、自然、社会系统发展的观点，社会才可能进入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与会者还对当前人文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余虹指出，现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建设总是与最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界不相关，与当代生活对学术思想的需求脱节，因此如何有效地把大学学科建设融入当代思想学术，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杨慧林指出，学科建设应契合当代思想学术脉络，努力恢复人文学科的现实活力。孙景尧认为，当前新出版的一些教材取消了学科界限，用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口号，但许多基本概念都没有讲清楚。汪介之指出，传统文学史的描述方法往往采取一种宏大叙事方法，一个时代一个主题，一个时代一个主义，它以牺牲文学现象的丰富性为代价，这种简单地将进化论观点用于文学史的研究，对文学史的描述很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