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谈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但真正能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继续深入并作进一步推进者却寥寥无几，而能在国际论坛上与之进行平等对话者则更是凤毛麟角（注：在这方面可参阅下列可查找到的我和我的国际同行已出版的近期中文资料：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学者有着某种“自说自话”的习惯，对前辈本国学者以及同时代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这样在国际学术界造成的“失语”状况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这样取得的“研究成果”或“新观点”若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境之下也许会被人认为有几分“新意”，但是若放在一个纵向的历史语境或广阔的世界语境之下来检验，这种“新意”便成了老生常谈。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首先简略追溯全球化现象出现的背景及其研究在当代西方的发展现状，以便基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立场提出一种积极的文化策略。 全球化与文化：中国的视角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学者们都十分关心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描述。我们不妨根据当今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症候将其定义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象已经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学术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迅速流动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不同民族和国度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直接和便利。因此仅仅将全球化现象限定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显然已不合时宜，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波及下，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人们经常反思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究竟从那里来？我们将走向何处？因此探讨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实际上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注：参阅詹姆逊为他和三好将夫编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题为《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杜伦，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注：参见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见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5页。）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注：参见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见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8页。）他实际上告诫我们，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与我们这个开放的学科和研究视野不相契合。 毫无疑问，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应有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民族防御机制，对我们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大举入侵的一个例子就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给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鉴于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征和研究对象，有人便认为，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对立是天然形成的，似乎这二者是不能共存或沟通的。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比较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得出结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到了，但文化上的后果却尚未为人们认识到。这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实际上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早期的雏形。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直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文化知识的生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和影响。既然比较文学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直接产物，它与全球化现象的密切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和开放性着眼来探讨全球化问题就必然是我们学科内的一个课题。它虽然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文学现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和语言的文学。 全球化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民族迁徙和散居现象，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身份或认同的危机(identity crisis)，这也是当今的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思考后殖民问题便必然涉及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使得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进入主流研究的话语。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了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最近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就最近似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一种标志性学术转向和新的发展趋势。而后殖民地英语文学的崛起则消解了传统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所确立的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