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与文学、文艺学本土化策略笔谈

——全球化背景中文学理论的本土性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珺平 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文出处: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容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了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珺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飏告诫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上就是一次“本土化”。邓玉环呼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融合点。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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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5-0041-19

      只有了解全球化背景,才能讨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性问题。

      “全球化背景”意味着什么?

      渥特斯(Waters)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1960年左右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生活,罗伯逊(Robertson)考证,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才把“全球的”Global作为新词收录进去,[6](P.1)(注:此文关于全球化背景的说明,参考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的前沿》一书较多,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读者若有兴趣,可直接阅读该书“导言”部分。)而中国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更迟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热起来。很明显,全球化是个新词,但它如同从瓶中释放的魔鬼,一获得机会,见风就长,迅速弥漫世界。当然,这不是由于这个词有什么魔力,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问题。

      全球化开始的时间,马克思认为是15世纪,其外在表征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沃勒斯坦也认为是15世纪,但外在表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罗伯逊认为是1870~1920年间,外在表征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吉登斯(Giddens)认为是18世纪,外在表征是现代化的兴起,波尔穆特(Perlmutter)认为始于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外在表征是全球文明的形成。虽然具体时间有出入,但都同意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事实。

      全球化起源的地点很难说,如果把它视为近代以来出现的现象,学界普遍认为起源于西欧,因为在当时的各种文明中,只有西欧具备向更大地理空间扩张的条件,但如果把它视为人类长期发展的过程,全球化起源的地点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为任何一种文明在价值取向上都有世界关怀和扩展趋势。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至于全球化的推动者,可以列举出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能够操纵经济、金融市场的个人等。在此问题上没有太多的争论。

      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有7个概念,如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世界化(Cosmopol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等。参照这些概念,能大致说明全球化是怎么一回事。前4个主要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后3个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从构词学角度看,国际化、跨国化、超国化的共同词根是国家/民族(nation),意味着这些“化”是以“国”为单位进行的。区域化强调的是在特定地区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形式。世界化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强调全球观念的趋同。美国化指美国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麦当劳化指社会文化领域的快餐化和消费文化的扩张。(注:与全球化相关但以“主义”(ism)作词尾的也有5个概念,如全球主义(Globalism)、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区域主义(Regionalism)、超国主义(Supernation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以“主义”作词尾,其意义在本质上与以“化”作词尾没有什么不同,但强调这些概念所表述的是一种理念或观念而已。)

      全球化到底是什么?很难一言蔽之,但大致可以说:从信息通讯角度,全球化指地球上的人类能利用先进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限制从事信息自由传递;从经济角度,它被视为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赖;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角度,它被看成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恐怖活动等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同认识;从体系(system)角度,它被看成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向全球的扩张;从制度(institution)角度,它被看成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在全球扩展;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它被看成各种文化、文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未来文明的存在状态——即是统一的,但又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异质或多样性共存;从社会进展角度,它被看成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对社会和文化的约束减弱,国家主权受到不同力量前景、取向、认同以及网络的跨国行为体的困扰和削弱,意味着一个没有世界国家和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的形成。

      可见,全球化不是简单的实体,而是以经济、金融的一体化为主,而兼容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趋向和过程。用麦克格鲁(Mcgrew)的话说,全球化是“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

      理解了我们生存于其间的全球化背景,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策略的基点便是:

      首先,全球化在理论上创造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但在实践上却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parddigm)转变的过程。正如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全球化时刻提醒我们:地球变小了,时空压缩了,(注:可参考麦克卢汉(Mcluhan)《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中的“地球村”(global willage,1960)理论,和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中的“时空压缩”(compressed time and space,1991)理论。)但多维度、冲突、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因而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来思考。

      其次,全球化不是秦灭六国或六国抗秦行为,而是在经济、金融、信息通讯发达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各民族陆续被纳入一个多维共同体的过程,它意味着,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由于跨国公司等力量的干预,全球化可能使国家职能削弱,但并不排斥国家、民族的存在,相反它往往激发了国家、民族捍卫自身特征、利益的冲动力。全球化“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7](P.9)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不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反而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结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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