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3)01-0061-08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书的作者指出:“人们生活在贫困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够不着灯的开关,这一开关就是教育。”但是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是贫困剥夺了人们够着这个“开关”的可能性,进而引起他们更加贫困。这个世界虽然越来越富有、科技越来越发达、交通越来越快捷、通讯越来越便利、全球化的进程使地球村越来越小,然而,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却越来越远、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不公,不同收入的国家人们享有的公共教育财政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由此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教育财政的短缺与投资结构的失调 教育投入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教育条件的基础,而一定时期的教育投资水平又是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衡量投入水平的高低可以从教育投入占GNP/GDP的比例以及生均教育成本等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越发达,人均GNP/GDP越高,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越高。以下为1960-1997年间世界教育投资占GNP比例的变化情况: 世界公共教育投资占GNP的百分比变化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世界平均 3.6 4.8 5.4 5.7 4.9 4.8 4.7 4.7 4.8 发达国家 3.7 5.1 5.7 6.0 5.1 4.9 5.0 5.0 5.1 发展中国家 2.3 2.8 3.3 3.9 3.8 3.9 3.8 3.8 3.9 其中撒哈拉 - -3.1 3.8 5.0 4.5 4.6 5.1 5.1 其中中国- -- - 2.5 2.5 2.3 2.3 2.3 南亚- -2.6 3.0 4.1 3.4 3.7 3.2 3.3 其中印度- - -- 3.0 3.5 3.9 3.3 3.3 资料来源:1960-1975年的数据分别来自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371.以及UNESCO.世界教育报告[R].1998年,1980年以后的数据来自UNESCO.World Education Report 2000,p118. 虽然有的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鼓励下,采取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在教育投入上采取了与发达国家对教育投入占GNP的几乎同等的比例,但是,这给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60和70年代,亚洲的公共教育支出增加了3倍、拉美和非洲增加了2倍多,这些国家的教育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进入9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教育预算达到了政府财政预算的15-27%,甚至不少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超过国家公共总支出的25%,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达到21%、摩洛哥的达到26%、卢旺达的达到25.4%、塞内加尔的达到26.9%、多哥达到26.4%,这远远高出当年世界平均13.2%的水准(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pp158-159;World Bank,UNESCO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著.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M].蒋凯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02-105.),即使这样,也难以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根本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GNP/GDP规模本身太小。 1990和1997年生均公共教育支出
资料来源:World Education Report 2000,p119. 发展中国家不仅GNP/GDP的总体规模小,而且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因此教育经费在人均水平上更低。如上表所示,1990年和1997年发达国家的生均公共教育支出是发展中国家30倍和28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还在继续,据世界银行的推测,到2025年,低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将是人数最多的年龄组,在教育系统最薄弱的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面对教育需求的日益旺盛,教育资源特别是公共教育经费的预算却日益窘迫。 同时,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中、高等教育投入而相对忽略基础教育的投入,因而通过转移初等教育的资金补偿高等教育,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由于忽视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只是“穷人的教育”,而中、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却是中、上层人群。由于公共教育支出更多的倾斜到了中、高等教育,因而“穷人为富人支付学费”的现象非常严重,60年代时,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三国的中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初等教育的6.6倍、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的17.6倍,而同期马来西亚、加纳、南韩、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和印度的中等教育生均成本平均是初等教育的11.9倍、高等教育则是初等教育的87.9倍,甚至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达到初等教育的100倍以上,有人计算发展中国家差不多只占学生总数约6%的高等教育学生享有全部教育资源的40%,非洲仅仅2%的高等教育学生享有公共教育资源总额的35%,在拉美也是占12%的高等教育学生享有教育资源的42%。尽管高等教育的成本是如此之高,可是,相对于初等教育投入的收益而言并非如此的显著,就在同一时期,美、英、新西兰的中等教育毕业生的年收入是初等教育毕业生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是初等教育毕业生年收入的2.4倍,而同样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中等教育毕业生的年收入也不过是初等教育毕业生的2.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也仅是初等教育毕业生年收入的6.4倍(注:Michael P.Todaro,Economic Development,Addison-Wesley Longman,Inc.2000,pp331-333.)。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投资如果过分向高等教育倾斜并非总是明智之举。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983年的公共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亚洲的6-7倍、拉美的9倍,大学生的生均成本是小学生生均成本的约60倍,亚洲和拉美的大学生也是小学生生均成本的约10-15倍(注:World Bank,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1988,p75.),即使是1990年和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也是基础教育的约6倍左右,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只有基础教育的约1.5倍。从公共教育生均成本占人均GNP的比例来看,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1990年和1997年发达国家的公共基础教育生均成本分别是人均GNP的18.4%和19.5%,公共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分别为人均GNP的23.5%和25.2%。1983年时,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达人均GNP的370%,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达到800%,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00%,而工业化国家的比例为49%。当然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结构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1990年和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生均成本则为人均GNP的12.6%和12.0%,而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依旧高达人均GNP的82.8%和68%,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者的比例分别只有11.5%和8.1%,而后者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59.4%和68%(注:World Bank,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1988,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