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出现许多新气象。对此加以总结十分有意义。《教育研究》杂志作为国内教育理论的权威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我们以2002年《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为例，并对之作一些描述性分析。 一、重大理论突破与新的学术观点 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充分展现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理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无论是从研究的领域、视角和方法还是从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结论看，都有较重要的突破，给人以清新之感，反映了教育理论界创新、进取的新景象。就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如下： 1.“三个代表”和教育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充分反映了学者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三个代表”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所作的深入探讨。如学者们在研究中谈到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张健，第8期），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毕诚等，第12期），使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与时俱进。还有研究者对教育创新的时代意义及其核心内容作了探讨，提出教育研究要全面创新，与时俱进，为教育创新作出切实贡献（朱小蔓，第10期）。 2.社会转型中的教育定位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整体深入，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全新的背景下，教育面临着新的定位和挑战。如何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以科学合理的定性和定位，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的前提。关于教育的定位，研究者提出教育是介于市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第三部门，学校及其教育机构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教育产品是非垄断性的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来向社会提供。为此，应当鼓励市场有限介入，并保持适当的政府调节功能（劳凯声，第2期）。 3.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政策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走向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教育政策分析”已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教育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问题。有学者提出决策者应该成为研究型决策者，而研究者应该成为政策型研究者（袁振国，第11期）。也有学者从政策价值的角度出发，试图构建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即从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等三个价值向度的视角具体研究教育政策的价值关系和价值问题（刘复兴，第4期）。 4.教育主体间性 2002年度《教育研究》学者们在对教育主体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和哲学解释学对教育的理解，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对教育和德育予以了新的诠释和解析，并开始关注教育与交往、教育与理解、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在主体间性问题上，研究者开始关注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体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等问题，有关教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进一步深化为不同主体间的共识，以及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等新的领域。 有学者从主体间性来重新理解教育，认为教育是主体间的指导学习（郝文武，第3期）。在道德教育中，强调道德教育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共生性存在”是德育教育中的人学理念（鲁洁，第1期）。在教育与交往方面，主要是对现代教育在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强调师生交往的意义，并试图从交往视角重建现代教育交往模式。有的论文提出要用交往理论，用“对话”式教育对传统的教育实践形态——“独白”式教育进行改革（蔡春等，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师生交往对学校教育中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交往中的学习，使人成为人，使人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蒲蕊，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要通过对教育价值和教育交往语言环境的重建来改善和增进教育中的交往（吴全华，第9期）。在教育与理解方面，通过对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反思，提出德育的理解应回归生活世界、促进主体间彼此理解，一起走进教育中“理解的王国”（王海燕，第5期）。 二、具体研究领域 1.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 在素质教育的理论方面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提出了素质教育对生命发展的意义。认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旨趣的教育（郭思乐，第3期）；二是探讨了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认为这是当代教育突出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的前提性问题。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可以看作是由倾向性素质、控制性素质、效果性素质、身体素质等几个方面匹配而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创新活动是主体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实践是主体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创新素质和实践素质可以从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得到合理的说明（陈佑清，第6期）。 在课程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原则，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一是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提出“综合实践活动”的独特价值是智慧统整与知识统整（钟启泉，第6期）。二是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和意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为新型教学结构的设计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何克抗，第4期）。三是探讨了“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提出二者由截然分开开始走向相互融合和趋向统一，从而形成了以建构主义课程观为基础的“学生本位课程”（丁邦平等，第10期）。四是提出了“课程共有”的理念（胡东芳，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