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在教育领域领导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无用论’弥漫的社会风气，重新确定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注：《中国教育报》，1997.8.11.），“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高考恢复25周年之际，我们怀念、感谢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应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其考试思想，把来之不易的已有25年历程的高考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使之更好地满足与适应时代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一、坚持高考——以考选才 痛思“文革”历史，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废除高考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喜庆高考恢复25周年，我们没有忘记，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破除“两个凡是”之前，是在打破“两个估计”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之前，这种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的伟大革命实践，除了起到政治、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伟大作用外，从教育思想上看，反映了邓小平“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的考试思想。其思想的逻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科技和高技术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起点是新生的质量，新生选拔的质量靠必要的考试制度来保证；因此，高考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理由是： （一）坚持高考、以考选才是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我们“要承认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有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因此，“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7年8月8日，在科教讨论会上，小平同志全力支持大家要求尽快恢复高校招生的办法，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针对其时“左”的思想的干扰，1977年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为什么要从高中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终于，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了恢复高考的文件。从此，虽曾有过激进的“素质派”强烈要求废除高考，但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的思想一直贯彻至今。 （二）坚持高考、以考选才符合考试发展的规律。看看科举历史以及“文革”中废除高考所产生的“后门成风、人才选拔机制失衡、社会秩序混乱”、“新生质量差、教育质量低”等悲剧性后果，看看“中国人重视人情、关系”（注：刘海峰：《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高等教育研究》2000(2)，第41页）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不难明白：高考不能被轻言废除，只要国家需要对人才进行“选拔”或者“选择”，只要知识还是整个或全部教育的基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尽管它仍有弊端，甚至伴随着悲剧或丑恶现象，但比之以父母的身份、财力、权力、社会关系等为标准的“推荐”来，考试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才制度。历史与现代测量等理论还同样表明，“考试这种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因为学生的学习和素质发展得怎么样，最终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无论怎样改进考试，也不能完全克服其局限性。同时，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用考试的办法，来代替实践的检验，它用的时间短，收效快，结果确定。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优于实践的检验，这是考试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科学依据”（注：王策三：《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北京师大学报》2001(5)，第73页。）。因此，“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二、择才标准——综合素质 鉴于保证大学新生质量是大学保证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早出人才的重要一环，坚持以“综合素质”作为高校选拔录取新生的标准，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体现在恢复高考后关于首届招生的文件上，邓小平对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讲：“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这实际是以综合素质的高低作为大学取舍新生的标准。 首先，综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综合素质”包括德、智、体等几个基本方面。1978年4月22日他在全教会上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但是，“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差异”（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在现实的国情下，“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对于在青少年中以至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都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这是邓小平对考试积极引导社会分流、引导社会有序竞争、激励社会风气日上等社会功能的精辟论述与认识。遗憾的是，我们现实社会中总有人对考试的社会功能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对高考总抱有“乌托邦”似的幻想，不能面对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不均等以及在考试竞争下总有人不能上大学或者不能上好大学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