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研究自1940年肇始至今，已取得长足的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人类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其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和不断更新的特点，并引起了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的重视；政治人类学研究从欧美国家扩展到世界各主要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开设这门课程的院校与日俱增。20世纪后期，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摆脱了以往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不仅传统村落和社区的政治组织，而且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等等都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趋向：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的影响，重视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以及关注当代国际性政治问题。 一、强调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传统的人类学集中研究被隔离、静止不前、具有均质性和封闭的部落社会，将它们视为完全自主自立的文化群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过去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而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实施西方的制度以及发展现代化，国家的权威被不断强化，并且浸透到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导致一方面部落、族群和民族间的纷争不断，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加剧。面对这一系列新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人类学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些发展中国家部落群体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分化的研究，以考察处在现代国家情境下的部落社会和 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此过程中，政治人类学家注意到一个现实，即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地域社会，如今都已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而且大都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以友好合作的名义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技术体系引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后者内部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混乱，包括社会政治冲突、文化断裂和新的社会阶层化等，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受到挑战。此一现实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反思，重新思考他们以前考察这些传统社会时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在于在研究中没有看到殖民者权力的存在，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他们和殖民者一样，曾经对土著文化持有极其错误的看法。 认识到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失误，给政治人类学带来了生机。70～8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者一方面纠正以往的错误，重新进行合理的诠释，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广泛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渗透。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因为其历史研究的深度而在诸多的理论阐释中独树一帜，影响力甚巨。针对其他研究者主要采取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的定义出发，解析资本主义在不同时间、地点的发展程度，或只是集中研究某个时间点上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变过程这类重大缺陷，沃勒斯坦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发展历史和具体现实中去加以考察。他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0、1989)即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最初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其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之前的封建帝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其附属国纳税和进贡，从经济上压榨它们，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形成之后，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加快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在此过程中，逐渐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区域。处在这个体系核心的是那些业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而那些为核心国家和地区提供初级产品和农产品的国家则处在体系的边缘。最早的边缘地区是东欧，然后是美洲广大地区。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如当代的阿根廷、巴西、南非和韩国等，它们兼具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特征。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殖民体系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但世界政治体系却是多极化的。在世界各个地区，政权高度分化，各自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并且相互间竞争激烈。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地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17世纪中期的荷兰、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而弱国对强国的不满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反帝国运动”和“反体系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所创造的“特殊文明”逐渐被普适化，使得处在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完全接受不情愿，拒绝接受又难以发展，由此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