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的价值评判如何，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在于社会结构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加速度的改革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对于这样一种现实，人们不禁会问：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奇迹，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改革中保持稳定与发展，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因子在结构变革中能够平稳地转化和消解？对此，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作过一些解释，其基本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能够导致平稳过渡。本文认为，仅有这一解释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从结构性改革来看，中国的改革激进得多，如土地分户经营在3年内就完成，俄罗斯的土地私有法案却争论了10年。由此看来，需要对中国的改革作出多视角的进一步解释。本文试图根据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国改革作出初步解读。 权力结构：基本分析框架 正如商品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一样，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就生活在一种权力网络的社会之中。国家通常包括三大要素：统治权、人民和土地。其中，统治权居于核心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常将国家等同于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又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其中，政治权力又居于特殊地位，它对国家成员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和难以抗衡的特征。本文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政治权力。 权力依靠某种资源而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又成为可供利用的资源。根据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并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 权力体现着支配性，任何时候都不会均衡分布。在权力网络中，总是由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占有较多权力资源，从而处于权力中心。对于权力中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权力内核。由权力内核，一层层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可称之为权力的边层，从而构成内核——边层权力结构。因此，内核——边层的设定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或假设：权力反映支配——服从关系。在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都不可能每个人占有均等的权力资源，也不可能每个人同时作出决定，因而权力的占有及其影响是有差别和层次的。无论是帝国，还是多元民主国家，都有一个拥有最高和最多权力的首脑，区别仅仅在于首脑是否受到制约。 在由统治权、人民、领土构成的国家里，统治权居支配地位。但是，即使在极权制下，统治者也不可能垄断所有权力资源，对所有人产生同样的支配、控制和影响力量。人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受动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国家的决定者。由此就会产生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 面对领土，统治者行使管辖主权。统治者在管辖领土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相应的组织、机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支付一定的成本。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般都实行分级管理。由此就会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结构中，中央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居于主导地位。但地方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存在，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央，特别是那些权力来自民众的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性更强。 由权力网络结构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是我们研究中国改革的基本分析框架。 历史延续性：内核——边层结构 现有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大多参照前东欧和苏联国家。这种对比可以反映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特色，但无法解释为什么选择某一道路，并形成其特色。本文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受其内在逻辑的影响。其重要因素就是内核——边层权力结构的历史延续性。 中国最大的历史传统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国家。西方学者大多从专制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然而这些研究都是以国家完全遮蔽社会、强调单一的集权控制为分析前提的，没有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内在权力结构及其变化，也很难有效地解释中国改革，以致于有学者只好将改革时期称之为“后全能主义”时代。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等概念一样，“后”实际上是缺乏对变革社会进入深入分析的偷懒的模糊性提法。 自秦开始，中国便被称之帝国，即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集权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内核是血缘性的小农家户经济。专制集权制度在相当程度来自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根据对权力资源的占有和权力的影响程度，国家和社会形成以皇权为内核的边层结构。这种内核——边层结构与家长制由近及远的差序结构相似。在帝国体制下，尽管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可以支配、控制和影响社会和地方，但并不能完全遮蔽社会和地方，社会和地方仍然存在一定的自主空间，并有可能与权力内核发生互动。而且乡村基层社会和边远地方成为皇权控制最薄弱的边层。当处于内核的皇权腐败衰弱或对社会剥夺过度之时，就会出现农民反抗和地方反叛。这一方面可能填覆皇权，另一方面可能促使皇权改善统治。 进入近代以来，内核——边层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权力内核无法应对外部冲击，并处于经常性更迭状态；二是权力边层发生着新的变化，传统帝国依赖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同时，内核——边层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交通、信息、军事、官僚系统等技术条件得以改进，国家统治权日益向社会和地方深入和延伸，国家行政权和管辖地趋于一体。另一方面，统治成本愈来愈大，并由于革命动员和外部影响，激起基层社会和地方的广泛反抗。往往革命正是从权力边缘和统治最薄弱的乡村社会和边远地区开始的。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是为内核——边层权力结构所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