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直有人在鼓吹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这些鼓吹者看来,英美政治是经验主义政治的典范。然而,当代最伟大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却认为,现代政治的根本特点,一言以蔽之,恰是经验主义的反面——理性主义,英美政治同样不例外,《独立宣言》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政治的代表文献。理性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无视传统,拒绝积累,迷信技术,追求完美,总想通过一定的计划和安排,将一切推倒了重来。(注:欧克肖特对政治理性主义的经典分析,请看他的"Rationalism in Poltics",in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polis,1991),P.6-42.)更可怕的是,通过将抵制的因素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可以同化这些因素。例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其实是“一个抵制一切计划的计划”,它可能比它反对的东西要好,“但它属于同一种政治风格。”[1](P26)事实上,不是哪一种或哪几种牌号的政治是理性主义,而是“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1](P25)但欧克肖特的“理性主义”并不完全同于一般哲学史上讲的理性主义。让我们先来看看他对理性主义的谱系学描述。 理性主义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它的主要代表是培根和笛卡尔。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要找到确定可靠的知识。他们对于过去的知识观念都不信任,都想推倒了从头开始知识的工作。在培根看来,这就需要一个“可靠的计划”,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一种探索的“艺术”或“方法”,一种“工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探索的技术,这技术是一套可以普遍应用的规则,它是一把万能钥匙,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欧克肖特说,培根《新工具》中的学说可以总结为“技术的霸权”。[1](P20-21)笛卡尔和培根一样想用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获得确定的知识,虽然他对方法不像培根那样倾心,而是有所保留,但他的思想给后人的教训却是技术的霸权。欧克肖特说:“理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这种新的理智特征逐渐出现和界定的历史;它也是理智活动的每一部门被技术霸权的教条侵入的历史。”[1](P22)可见,欧克肖特讲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工具理性主义,它推崇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的特殊应用,即技术。它将工具理性或技术误以为是理性本身。 这种误解起源于近代欧洲片面的知识观。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区分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指工匠制造一件东西的知识;而后者则是道德政治知识。前者可教可学;后者则只能通过自己的历练才能掌握。近代理性主义者恰恰忘记了这种实践的知识,在他们看来,知识就只是技术知识,我们可以像学一种游戏规则那样将它学会,它完全符合理性主义者所要求的确定的知识。而实践的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理性主义的政治,也是书本的政治,因为它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近代欧洲的统治者不是被培养或教育来搞政治的,他们不像以前的贵族,他们没有政治经验,迫切需要政治技术。但政治知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即亚里士多德讲的实践的知识,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通过政治历练慢慢习得。但近代理性主义却使近代的统治者们以为政治就是一门普通的技术,它可以通过一本书来速成。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可以照抄的底本(crib),即提供给没有政治经验的统治者以政治技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洛克的《政府论》就是这样的底本,一个人们可以机械地照着做的计划。 书本的政治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它不再依据传统和行为习惯,而是将意识形态机械地应用于实际政治事务。经验只有被纳入意识形态的公式才有意义。因此,近代政治只能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而不可能是经验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无例外地成了社会改造的蓝图。理性主义者不能看到,也不愿意承认不能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容纳的东西。理性主义“不仅导致特殊的错误,而且它也使心灵本身干涸:靠戒律生活最终产生理智的不诚实。”[1](P37)并且,由于理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实践知识,他就没有可能纠正他的错误。 应该指出的是,欧克肖特反对理性主义政治或政治理性主义,并不等于他赞同经验主义或经验主义政治。他实际上既反对理性主义政治,又反对经验主义政治,政治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活动,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活动。在他看来,经验主义政治是不可能的。所谓经验主义政治,就是没有通盘的计划或目标,只追求一时的欲望。但一时的欲望实际上并不是一时的,作为人的产物,它们必然含有思想和意义的成分。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包括欲望的活动是完全任意而没有目的和意义的。因此,政治只可能是差强经验主义的,或近似经验主义的,而不可能是纯然经验主义的,不含思想或知识的政治,或欧克肖特所谓“没有政策的政治”是不可能的。 如果政治活动不可能是纯然经验主义的,而必有经验以外的目标性事物推动,那么似乎意识形态政治倒是合理的,因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特点就是由一个像科学活动中的假设那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和推动政治活动,它先于实际活动提出了一个追求的目标,人们可以以此区分哪些欲望是应该追求的,哪些是应该加以压制或改变方向的。似乎是政治意识形态给政治活动提供了动力。[1](P48-51)可实际上政治活动总是先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只是政治行为方式的节略,例如,《人权宣言》和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如此,它们绝不先于政治实践,而是政治实践先于它们,它们只是政治实践的节略。所以意识形态政治与经验主义政治一样,实际上也是对政治活动的歪曲。